苏黎世的清晨冷得像一把浸过冰水的刀。飞机在铅灰色云层中穿行，舷窗外是阿尔卑斯山脉连绵的雪顶，在初升的阳光下反射着刺目的白光。谢洛琛从浅眠中醒来，左腿的石膏在机舱恒温环境下依然传来隐约的胀痛。他侧过头，林雅坐在邻座，裹着薄毯睡着了，眉心微蹙，手里还握着一份关于人工合成生物制剂的初步分析报告——那是登机前数据恢复团队发来的最新进展：制剂成分类似于某种“基因标记病毒”，可在水体中潜伏并随水循环扩散，目前浓度极低，暂无急性毒性，但“长期生物累积效应未知，且可能通过食物链放大”。
未知，才是最危险的。
飞机降落在苏黎世机场时，当地时间是上午七点。王室驻瑞士办事处派来的车已经等在停机坪，司机是位沉默的柬裔中年男人，递给他们两个厚厚的文件袋：“法师交代的，所有手续都已办好。另外，有人在银行等你们。”
“谁？”林雅问。
“一位姓吴的律师，华人，为王室处理瑞士事务超过二十年。”司机发动车子，“他说，有些事必须当面说。”
车子驶向市区。苏黎世湖在晨雾中泛着铁灰色的光，天鹅在岸边梳理羽毛，一切都平静得近乎虚幻，与暹粒的尘土、矿坑的黑暗、金边的权谋形成割裂的两个世界。
谢洛琛看着窗外飞掠的巴洛克式建筑和现代玻璃幕墙，忽然开口：“我父亲最后一次来瑞士，是1992年冬天。他回国后不久，就把那枚硬币给了我。那时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反复摩挲硬币，眼睛看着远处，像在看什么我看不见的东西。”
林雅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凉。
“也许这次，我们能看见他当年看见的东西。”她说。
瑞士银行的总部大楼低调而威严，花岗岩外墙在阴天里显得格外冷硬。吴律师在私人接待室等他们，六十多岁，西装笔挺，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说一口流利但带口音的法语式英语。
“谢先生，林雅公主。”他起身，微微鞠躬，“令尊谢文峰先生在我这里存放的保险箱，编号K-771，已经尘封三十一年。按照他的遗嘱，开启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他的直系血亲到场；第二，提供他设定的密码。”
“密码是什么？”谢洛琛问。
“令尊当年留下提示：密码是他一生最愧疚的日子，和最希望的未来。”吴律师推了推眼镜，“他说，如果来取箱子的人能说出这两个日期，就证明来者理解了他的罪与罚，也继承了他的愿。”
最愧疚的日子。最希望的未来。
谢洛琛沉默。父亲的一生，愧疚的日子太多了：母亲车祸那天？公司破产那天？还是……他妥协修改勘探报告那天？而希望的未来，又是什么？是他谢洛琛平安长大？是水源得到保护？还是……
林雅轻声说：“最愧疚的日子，会不会是……他把档案交给盖伊法师，选择独自承担秘密的那天？1992年12月7日，他在签字页背面写了那段话。”
谢洛琛看向她。是的，父亲在移交档案后，在背面写下“唯望后人警觉”。那天，他选择了沉默守护，也背负了终生秘密。
“那最希望的未来呢？”吴律师问。
谢洛琛摩挲着胸前的硬币，内侧那句“水如血脉，不可售”在指尖下微微凸起。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浑浊的眼睛，那句没头没尾的嘱托：“洛琛，要活得……干净些。”
干净。不是有钱，不是成功，是干净。
“他最希望的未来，”谢洛琛缓缓说，“是有一天，水和真相，都能自由流淌，不需要任何人用秘密和愧疚去交换。那个未来……还没有到来。所以密码的后半部分，可能是一个尚未发生的日期。”
吴律师看着他，许久，点了点头：“令尊当年设定密码时曾说，如果有一天他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答案，就说明时代真的变了。”他起身，“请跟我来。”
他们穿过重重安防门禁，进入地下深处的保险库区。冰冷的空气里弥漫着金属和旧纸的味道。在一排排编号的银色保险柜前，吴律师停住，输入管理密码，然后退后一步：“K-771。需要您的生物识别和密码。”
谢洛琛将手掌按在扫描仪上，虹膜对准镜头。然后，他对着麦克风说：“1992年12月7日。和……未来。”
机械锁发出清脆的咔哒声。柜门弹开一条缝。
吴律师再次鞠躬：“我的任务完成了。里面的东西，属于您。另外……”他犹豫了一下，“令尊当年还留了一句话，让我在箱子开启时转达：‘对不起，还有……谢谢。’”
说完，他转身离开，脚步声在空旷的保险库里渐渐远去。
谢洛琛站在原地，盯着那条门缝。林雅轻轻碰了碰他的手臂：“打开吧。”
他伸出手，拉开柜门。
里面没有成堆的金条或文件，只有三样东西：一个老式的皮质公文包，一个用蜡封口的玻璃瓶，以及……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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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包里是一叠泛黄的文件，最上面是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给我的儿子洛琛，或任何打开这个箱子的人。”
谢洛琛拆开信。父亲的字迹工整而克制：
“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我已经不在了，而你也走到了需要真相的时刻。首先，对不起。我一生做了许多错误的选择，最错的是，当年没有坚定地站在你母亲身边，没有勇气公开她发现的真相。我选择了妥协，用沉默和秘密去‘保护’，结果却让她孤独地战斗，最终付出了生命。
关于水冠系统，你母亲的研究是对的。那不仅是水源网络，是柬埔寨文明的根基，也是未来国家生存的命脉。我交给盖伊法师的档案只是冰山一角。完整的证据链，包括外资掠夺网络的全球资金流向、关键人物的名单、以及他们试图掩盖的几起‘意外’死亡事件，都在这个公文包里。其中一份文件，记录了环球资本创始人早年通过空壳公司在东南亚水源地进行的非法勘探和贿赂，时间是1970年代末，比阿丽雅出现早得多。
玻璃瓶里是你母亲去世前最后采集的古井水样，她怀疑水中已有某种‘人工添加物’。她来不及检测就……这瓶水，我一直保留着，希望有一天技术能解析出真相。现在，或许就是时候。
那把钥匙，是苏黎世大学水文地质研究所7号样本库的钥匙。你母亲当年与那里的一位教授有合作，她将部分关键岩芯样本和检测数据存放在那里，作为备份。那位教授叫汉斯·穆勒，如果他还活着，可能知道更多。
最后，洛琛，如果你已经遇到了愿意与你并肩守护水源的人，请把硬币交给她。那是你母亲留给我的，现在我留给你。它不只是信物，是责任。
愿水和真相，终得自由。
父：文峰
1999年冬”
信纸在谢洛琛手中微微颤抖。林雅轻轻握住他的手腕，接过信，快速浏览。
“所以，生物制剂的嫌疑，三十年前就存在了？”她看向那个玻璃瓶，里面的水依然清澈，但在瓶底有些微不可见的絮状沉淀。
“而且，环球资本的根系，比阿丽雅、比理查德都深得多。”谢洛琛打开公文包，里面是厚厚一叠文件，包括手写笔记、合同复印件、银行转账记录、甚至几张模糊的照片。他快速翻看，在其中一页停住——那是一份1979年的会议纪要，参与者名单里有一个熟悉的名字：理查德·沃克的父亲，老沃克，当时是某跨国矿业公司的法律顾问。
子承父业，或者说，继承了一个横跨半个世纪的资源掠夺网络。
“我们需要找到穆勒教授。”林雅说，“还有，这瓶水必须立刻检测。”
他们带着箱子离开银行。上车后，谢洛琛立刻联系苏黎世大学，询问汉斯·穆勒教授的近况。得到的回复是：穆勒教授已于五年前退休，目前住在日内瓦湖畔的小镇，深居简出，但偶尔还会接待访客。
“去日内瓦。”谢洛琛对司机说。
车子驶上高速公路，阿尔卑斯山的景色在窗外飞掠。林雅开始整理公文包里的文件，越看心越惊。这些证据不仅涉及柬埔寨，还指向泰国、越南、老挝的多个水源地，涉及数十家空壳公司和至少三家跨国资本集团。其中一份1985年的备忘录里，甚至提到了“通过生物标记技术长期监测并控制关键水源地”的设想——与如今在古井水脉中发现的合成生物制剂特征高度吻合。
“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林雅低声说，“他们不是在掠夺单个水源，是在试图控制整个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网络。”
“而理查德的全球水资源基金，可能是这个网络的最新形态。”谢洛琛眼神冰冷，“用ESG和可持续发展的外衣，包装古老的资源殖民。”
车子在午后抵达日内瓦湖畔的小镇。穆勒教授的住处是一栋爬满藤蔓的老房子，面朝湖泊，安静得像与世隔绝。按响门铃后，开门的是位白发苍苍但精神矍铄的老人，穿着格子衬衫和羊毛背心，眼神锐利。
“汉斯·穆勒？”谢洛琛用英语问。
老人打量了他们一眼，目光在林雅颈间的海蓝宝石吊坠上停留片刻，然后用略带德语口音的英语说：“你们有钥匙？”
谢洛琛亮出那把钥匙。穆勒教授点点头，让开身：“进来吧。我等了很久了。”
客厅里弥漫着旧书、咖啡和木材的味道。壁炉里燃着微弱的火，墙上挂满了地质图和野外照片。穆勒教授给他们倒了咖啡，然后坐下，看着谢洛琛：“你是Phal的儿子，对吗？你长得像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