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飞的出现，像一颗投入平静（至少表面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比依萍预想的要持久，也……更有用。
这个《沪江晚报》的实习记者，有着与何书桓截然不同的气质。何书桓是沉静的深潭，优雅含蓄，带着属于他那个阶层和学识的疏离感；杜飞则是喧闹的溪流，热情直率，充满未经世事打磨的好奇与活力。他丝毫不掩饰对依萍歌声的欣赏（“陆小姐，你上次唱的那段转调，绝了！我回去琢磨了好久！”），也毫不避讳地表达对何书桓的推崇（“书桓是我见过最有才华也最正直的人！”），甚至对大上海的浮华喧嚣，也带着一种天真又犀利的观察（“那些人花钱听歌，好像就为了证明自己有钱，真没劲！”）。
起初，依萍对杜飞的接近保持着高度警惕。他是何书桓的朋友，他的出现很难说不是何书桓另一种形式的“靠近”。但几次“偶遇”（后来依萍怀疑其中至少有两次是杜飞刻意制造的）和简短的交谈后，她发现杜飞似乎真的只是出于记者（或者说文艺爱好者）的职业本能和个人兴趣，想要更多地了解她这个“不一样”的歌者。他提问直接，有时甚至有些莽撞，但并无恶意，也绝无狎昵之意。他更像一个求知欲旺盛的学生，或者一个发现了新奇玩具的孩子。
依萍开始有选择地、极其有限度地回应杜飞。在他又一次“偶遇”并兴奋地谈起最近看的一部左翼话剧时，她淡淡地接了一句：“艺术若能照见现实，总是好的。”杜飞立刻像找到了知音，眼睛发亮，滔滔不绝地讲起话剧中对底层民众的刻画。依萍大多只是听着，偶尔点头，心中却在评估：这个杜飞，思想似乎比较进步，关注社会现实，与何书桓那种更偏重文化美学和文人情怀的角度不同。或许……他能在某些方面，提供一些何书桓无法提供的信息或视角？
她决定冒一个很小的险。
一次杜飞又“凑巧”在她常去的公园附近“采访”另一位街头艺人时，“偶遇”了正在长椅上记谱的依萍。闲聊几句后，依萍状似无意地提起：“杜先生消息灵通，不知可曾听说，近来租界里，关于一些……货物流通的风声？”
她问得极其模糊，甚至没有具体指代。但杜飞愣了一下，推了推眼镜，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些，压低声音：“陆小姐指的是……走私？还是那些见不得光的黑市交易？”他左右看了看，声音更低了，“这事儿水可深了。我们报社的老记者提过几句，说最近码头那边不太平，好像有几批来路不明的大宗货，海关那边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背后牵扯的……恐怕不是一般的商人。”
依萍心中一震。杜飞果然知道些什么，虽然也是皮毛，但至少印证了梦萍偷听到的“货”、“码头”、“海关打点”并非空穴来风，且事态可能比她想象的更严重、牵连更广。
她面上不动声色，只是微微蹙眉：“是吗？我只是偶然听人闲聊提起，觉得世道不太平。”
杜飞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是啊，陆小姐你是不知道，现在上海滩表面繁华，底下不知道多少肮脏勾当。那些有权有势的，勾结起来，什么钱都敢赚。苦的还是老百姓。”他叹了口气，随即又振奋起来，“不过我们做新闻的，就是要揭露这些黑暗！让阳光照进来！”
看着杜飞义愤填膺又充满理想主义的侧脸，依萍心中复杂。她并不完全相信“阳光”能轻易照进那些最深的黑暗，但杜飞这份赤诚和勇气，在这个时代，也确实是稀缺的。或许，他真的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耳目”？
她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转而问起他最近又看了什么新书。杜飞立刻被转移了注意力，兴奋地推荐起几本新翻译的苏俄小说。
这次试探之后，依萍对杜飞的态度有了微妙的调整。她不再完全将他视为何书桓的附庸或潜在的麻烦，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将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信息源和……可能的盟友来观察和“经营”。她依然保持着距离，但回应他的话题时，会偶尔透露一点点无关紧要的、关于大上海后台生态或观众反应的信息，满足他作为记者的好奇心，也间接塑造自己“敬业、有想法、处境不易但努力坚持”的形象。她发现，杜飞很吃这一套，看她的眼神里除了欣赏，更多了几分尊重和同情。
与此同时，何书桓那边，因为杜飞这个“桥梁”的存在，反而显得不那么具有压迫感了。何书桓似乎很乐见杜飞与依萍的“友谊”，有时杜飞会在闲聊中提起“书桓说……”，转述一些何书桓关于音乐或时局的见解，但从不越界。何书桓本人则依旧保持着那种恰到好处的距离，听歌，偶尔通过杜飞传递一两句问候或一两本他觉得依萍可能感兴趣的书刊（不再是私人赠予，而是“恰好有多”或“刊物赠阅”），风度无可指摘。
依萍渐渐摸索出一套与这两人相处的模式：将杜飞定位为“热情的年轻朋友兼潜在信息渠道”，有限度地交换信息，获取外界动态；将何书桓定位为“值得尊敬的文化界前辈兼有距离的欣赏者”，接受其专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但绝不回应任何私人化的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