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科举制初兴、文化空前繁荣，但“识字”仍是少数人的特权。
这一时期全国识字率不足5%，底层民众识文断字的难度远超后世想象。
其核心原因并非单纯的“教育资源匮乏”，而是文字体系、教育机制、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四大维度相互交织形成的系统性壁垒。
其中以汉字为核心的文字体系复杂性与教育资源的阶层垄断，构成了普通人识字的两大根本性障碍。
汉字的“非拼音化”特性决定了学习成本极高。
与拼音文字“音形对应”的简单逻辑不同，汉字是表意文字，每个字的形、音、义需独立记忆，且字形结构复杂。
并且普通人的经济条件极度贫困，根本无力承担识字所需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
据《通典?食货》记载，唐初一张麻纸的价格约为1文钱，而普通人一天的收入（如佃农的日薪）仅为2-3文钱。
若要购买足够的纸张供练习书写，每月需消耗数十文钱，这相当于一个五口之家数日的口粮费用。
此外，毛笔、墨锭的价格更高，一支普通毛笔的价格约为10文钱，墨锭约为5文钱。
对于年收入仅几十石粟的自耕农而言，这些“非生存必需品”的支出是绝对的奢侈品。
再加上儒家思想强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将“读书识字”与“治理国家”绑定，而“农耕劳作”则被视为底层民众的天职。
形成了一种普遍认识：“识字是官员和士族的特权，普通人无需识字。
李治要打破这个局面，永徽拼音的推出，以及廉价的永徽字典，就是必不可少的。
有了这一套东西，只要买得起一本永徽字典，普通人就有希望成为识文断字的人。
顶多就是字写得不好，但是看懂文章将不会是特别大的障碍。
“就按照现在的成本价来进行售卖。”
“不过一万本肯定是不够的，就算是十万本也不能满足整个大唐的需求。”
“一贯钱一本的成本，也还是太高了。”
“伴随着更大数量的纸张制作及书籍印刷，你们作坊的生产效率也能进一步的提升。”
“并且大规模的印刷单一书籍，完全可以更好的发挥雕版印刷的优势。”
李治肯定不会满足于将作监现在的成绩。
一贯钱一本永徽字典，放在这个年代来看是已经非常便宜了。
但是如果折算成为普通百姓的收入，那就还是太贵了。
毕竟相当于普通人半年到一年的收入才能买一本字典，这个代价还是太高。
“下官已经跟将作监印刷作坊的匠人们一起探讨，看看能不能把炼铁作坊那边流水线生产工艺引入到印刷作坊。”
“把我们的永徽字典的印刷分解成为若干个工序，每个工序只负责印刷几张内容。”
“最终统一装订成为一本字典，争取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字典从印刷作坊出货。”
好在阎立本对李治也算是有一定了解。
知道将作监这个看起来很显著的成绩，估计还达不到李治的要求。
“造纸作坊那边如果生产的纸张数量足够多的话，除了对外售卖纸张之外，也可以印刷一些经典的书籍，降低普通人购买书籍的门槛。”
“与此同时，纸张也可以拿出去单独的售卖，不过初期的时候为了确保我们自己廉价书籍的印刷需要，单独售卖的纸张的价格可以适当高一些。”
“免得其他作坊把我们的纸张买回去印刷书籍。”
李治知道这个年代的纸张生产、销售和书籍的印刷销售，基本上都是掌握在各个大家族手中。
像是曲阜孔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背后也是充满了各种利益。
要想让更多的大唐百姓识文断字，还能让教育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那肯定是要做更多的措施才行。
“微臣遵旨。”
“考虑到纸张的原材料的获取成本，将作监准备在襄阳和登州、泉州等地同步修建造纸作坊。”
“并且考虑进一步的利用水车等器械，提升造纸的效率和质量。”
对于阎立本的这个提议，李治自然没有意见。
单靠长安城这边的作坊，肯定是没有办法满足全大唐的需求。
在造纸原材料丰富的区域多设立一些作坊，没有什么坏处。
“你们可以跟皇城司那边沟通，看看哪些地方的作坊是可以一步到位的把最终的纸张生产出来。”
“那些地方的作坊只是适合把原材料加工成为中间材料，最终造纸的工艺集中在几个作坊来进行。”
虽然造纸技术不算是什么秘密，但是将作监的先进工艺，肯定需要保密的。
李治还指望着将来让纸张也成为大唐外贸的重要组成商品呢。
“陛下圣明，像是岭南道那边的广州、雷州等地，修建一个半成品的造纸作坊，就比较合适。”
“襄阳那边距离长安城比较近，也是属于重要州府，可以考虑修建一个完整的作坊。”
看到自己的提议得到了认可，阎立本心中也是松了一口气。
并且进一步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襄阳这个地方，到了后世也还是叫做襄阳。
但是在全国的地位却是有着天壤之别。
唐初的襄阳，几乎可以算是仅次于长安、洛阳、扬州等几个城池的大城。
综合影响力和重要性，基本上是TOP5的存在。
哪像是后世，TOP50都没有它的份。
“具体内容你们商量着办就行，朕只是希望尽快的把书籍的成本降低下来，并且让永徽字典成为所有想要识文断字的人手中必备的书籍。”
李治不关心事情的细节，他在意的是结果。
不过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伴随着阎立本的行动，东西两市立马就开始销售永徽字典。
甚至《论语》、《尚书》等其他经典书籍，也在准备之中。
这对于整个长安城的书籍售卖铺子来说，绝对是一个大噩耗。
“郎君，西市和东市同时开设了一家新唐书店，里面正式开始售卖《永徽字典》，厚厚的一本字典只要一贯钱。”
“按照我的估算，将作监那边每印刷一本字典，就至少要亏好几贯钱，更别说挣钱了。”
“我觉得将作监就是在乱来啊。”
孔文达作为孔家在长安城乃至整个大唐的商业负责人，长期待在长安。
除了每个月定期跟孔氏族长汇报情况，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他在做决定。
可以说，他是曲阜孔家里头地位不是很高，但是位置很关键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