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去举报一个背景复杂、潜力巨大且目前所有操作都在他设计的「“合规”」框架内的客户，不仅可能徒劳无功，更会彻底得罪一个未来可能带来丰厚回报的关系网络，以及背后那令人忌惮的隐形力量。
对他来说，最理性、最有利的选择，就是扮演好「“首席架构师”」的角色，在法律的边界内，为客户筑起最坚固的「“防火墙”」，同时获取应得的报酬和未来的人情回报。
想到这，方瀚开口时，语气带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陈同学，我理解你的需求。「自费出版」作为资金出境的名义，在证明交易真实性的前提下，是可行的路径之一。不过，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注意，尤其是外汇监管方面。”」
他顿了顿，语速平缓但字字清晰：
「“目前外汇局对于单笔金额较小的、用于真实贸易背景的付汇，审核相对宽松，通常只需提供形式合规的合同、发票等文件。但金额一旦超过某个阈值，比如单笔超过1万美元，甚至3万美元、10万美元，审核就会变得异常严格，会进行穿透性审查，追溯资金最终用途。”
“因此，我的建议是：将这本《我的野蛮女友》的「出版服务费」，进行合规拆解。不要签订一份总额70000元人民币（约合8400美元）的单一合同。”」
接着，方瀚给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案：
「“我们可以将其拆分为多个独立的服务项目合同，例如：
项目一：大纲评估与选题咨询费–900美元
项目二：初稿审读与编辑费–1000美元
项目三：封面设计与排版费–1000美元
项目四：印刷监督与管理费–800美元
……以此类推。”
“优点很明显：大部分分项合同金额可以控制在1000美元以内，远低于外汇局重点关注的1万美元门槛，审批流程会快很多，阻力也小。同时，多份独立合同并存，在逻辑上更能支撑「业务真实性」，显得更自然、更经得起推敲。”」
陈景明认真听着，心中对方瀚的评价再次拔高，这位律师不仅懂法，更深谙监管实践中的「“尺度”」与「“缝隙”」。
他提供的不是僵化的法条，而是真正能在现实中安全行走的路径。
「“我完全采纳您的建议，方律师。”」陈景明语气诚恳，「“就按这个思路，麻烦您起草《自费出版协议》系列合同，并注明各分项费用。所有法律文件，都由您把关。”」
「“好。”」方瀚应下，末了，似乎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声音很轻，却重若千钧：「“合同我会仔细设计，确保每一条款都站得住脚。但记住，合同是死的，人是活的。资金的最终流向……务必与合同载明的用途，保持「形式上的一致」。”」
这句话，像是提醒，也像是某种程度的「“免责声明”」和默契边界。
陈景明心领神会：「“我明白，方律师。一切以您审核通过的合同为准。”」
挂断电话，陈景明靠在椅背上。
他知道方瀚可能猜到了什么，但对方选择了在专业框架内提供最优解，并划下了安全红线，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通过这种「“化整为零”」的自费出版合同将资金转出，本质上是打一个「时间差」和「信息差」。
正常的图书排版、印刷、发行周期至少需要两三个月。
这两三个月，足够他在香港做很多事。
等到合同约定的「“服务”」需要实际履行、或者外界开始关注这本「“自费书”」的进展时，他预计自己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需要精打细算七万块的少年了。
届时，无论是真的随便印几百册应付，还是根据情况决定是否投入资源推广，主动权都在他手里。
即便留下一点「“雷声大雨点小”」的隐患，相比起其他更危险、更不可控的资金出境方式（如地下钱庄、多人兑汇），这已是当下政策环境下，他能找到的「“最合规”」的外衣。
一周时间，在紧张的准备和等待中飞快流逝。
方瀚高效地完成了系列合同的起草和审核，条款严谨，无懈可击。
王胜在香港传来消息，已初步谈妥了几家香港杂志社和出版社，只等他过去最终确定及签合同。
「“醒浮生”」的热度在编辑圈持续发酵，但被王胜稳稳地接住并引导着。
……
10月25日，傍晚。
表舅任伟给陈景明发来一条消息：「“景明，签注那边，有眉目了。流程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不出意外，明天，最迟后天，就能批下来。你们可以开始做最后的准备了。”」
看着BB机里的信息，心猛地一跳，一股热流涌上胸腔：「“太好了！终于！终于！能去香港了！”」
他紧紧地握住BB机，放在胸口上，夕阳的余晖从窗户斜射进来，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贴满计划表和架构图的墙上。
签注明朗，资金路径打通，作品反响热烈，法律后盾坚实
所有拼图，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归位。
「“下周……”」他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字。
前方，维多利亚港的灯火仿佛已能望见。
而身后，合规的火线已然点燃，他必须在其烧尽伪装之前，完成那场遥远的、寂静的狩猎。
他和妈妈，是时候，收拾行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