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内阁首辅魏藻德作为百官之首，本应以身作则，却公开反对募捐，宣称“臣身为首辅，向来清廉为官，家中无余财，只能捐五百两聊表心意”。
五百两对一个首辅而言，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却故意把“清廉”挂在嘴边，还暗中串联其他大臣“别多捐，以免暴露家财”，直接带偏了文官集团的风气。
前首辅陈演干脆直接装病避祸，躲在家中闭门不出。
崇祯派太监上门催捐，他躺在床上哼哼唧唧，说“重病缠身，连起身都难，哪有心思管捐款的事”。
高级官员如此，普通文官更是哭穷用小额蒙混，六部尚书、侍郎及地方缙绅们，纷纷跟风“哭穷”：有的说“为官多年，仅够养家，哪有闲钱捐军饷”。
有的故意穿破旧官服上朝，腰间挂着褪色的腰带，假装“两袖清风”。还有的只捐几十两、百两银子，美其名曰“尽心竭力”，实则用小额蒙混过关，既不得罪皇帝，又保住了家产。
更有甚者，互相打听他人捐款数额，“你捐五十两，我就捐四十两，绝不多捐一分”。
勋贵、文武百官如此，多数太监更是表面捐款，实则“留后手”。
除了王永祚等少数太监捐了超万两外，大部分太监都抱着“敷衍了事”的心态。地位高的太监捐几千两，地位低的捐几百两，看似比文官积极，实则心里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
更有太监暗中把财产转移到宫外，甚至提前和大顺军联络，把捐款当成买路钱。转头又在皇帝面前哭诉，称“臣已掏空积蓄，只为报国”，
大部分权贵官员宦官并非无钱，平日大家都在大肆敛财。
他们只是心里盘算很精，权贵逻辑是不能露财，否则有一便有二。
而文武百官更明显，捐钱就等于自证贪腐，毕竟这大明朝官员俸禄微薄，若捐出巨额银两，便等于公开承认贪腐。
而江南士绅“田连千亩而不缴一钱辽饷者，十居七八。”
好不容易当了官，自然就是为了来挣银子的，结果你让我出钱。
更何况如今大明暮落，大军即将兵临城下，内忧外患，是人都看得出国运将近，权贵们也已对朝廷失去信心，认为“大事必不可为矣”。
如此看来，改朝换代也并无不可，毕竟改朝换代后，这么多事情总要有人做。
如此这般，官位还在，银子也还在，自然是投资新主更为划算。
主管钱粮的户部在面对崇祯提出捐款，反去苦劝崇祯拿出内币充作军饷，让崇祯莫再藏银不出，以解燃眉之急，崇祯无奈表示内币早已耗尽，空旷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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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
崇祯内帑在北京城破时，有“内帑巨富说”，此言论主张崇祯的内帑存银数千万两。
但其核心依据来自翰林院谕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中“贼入大内，括各库银共三千七百万、金若干万”的记载。
但存在极大疑点，疑点是记录者身份存疑，杨士聪并非内库管理者，其记载可能源于大顺军宣传或道听途说。
与之相对的，是锦衣卫佥事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指出，万历、天启两朝积蓄已被耗尽，崇祯时期甚至熔毁金银器皿充饷，“内帑如洗”是事实。
《绥寇纪略补遗》记录，李自成破城前一个月，崇祯称国库仅存7万两，需“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
李自成入京后，为掩盖其对明朝官员拷掠七千万两的暴行，故意宣称“内帑无数”，将财富来源转嫁于崇祯。这种“污名化”策略成功误导了部分认知，一起算在亡国之君的罪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