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逃出无门后，于城北民居引火自焚。
随后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入北京，李自成正式入住海内最贵二手房，大顺政权也开始逐步接管北京及周边地区。
三月二十日至四月初，大顺政权开始稳定秩序与招抚明朝残余。
同时李自成派人招抚明朝各地官员、将领，包括镇守山海关的平西伯吴三桂。
吴三桂原本磨磨蹭蹭率军入关勤王，行至丰润时得知京师陷落，皇帝驾崩，遂驻军观望。
李自成立刻派降将唐通携带四万两白银，再派吴襄（吴三桂之父）的劝降信前往招降，吴三桂权衡后同意投降，随即率军向京师进发，准备觐见新主李自成。
另一方面，李自成深知民心向背关乎政权稳固，遂严颁三道禁令：“兵淫掠者立死，民抢攘者立死，城军下城者立死”。
并命麾下权将军刘宗敏、制将军李过等统摄军纪，凡有违令者，无论官兵，即刻枭首示众。
初期的大顺军将士多能恪守禁令，京师城内商铺照常营业，百姓往来有序，一度呈现出“市不易肆，民安其居”的景象。
而对于明朝降官的处置，李自成直指明末吏治积弊，彼时京官多贪墨成风，朝政腐败不堪，故决意“涤荡旧弊，澄清朝纲”。
于是李自成下令三品以上文武官吏一概斥退不用。
而三品以下官吏，则由大顺政权的“吏政府”逐一甄别，择其清廉干练、无重大劣迹者留用，补授大顺朝官职，以此分化旧官僚集团，同时吸纳可用之才维系政务运转。
在接管地方层面，大顺军迅速派兵分赴京畿周边、山东及淮河下游诸府县，取代明朝地方政权。
为争取底层民心，李自成随即颁布惠民政令，对占据区域内的农民免征三年粮饷。
这一举措直击农民税负沉重的痛点，彼时山东、河南等地历经战乱与灾荒，百姓早已不堪重负，免征粮饷的政令一经传来，沿途百姓纷纷“焚香迎王师”。
故而大顺军的地方接管工作得以快速推进，短期内便控制了京畿、山东等大片区域，初步构建起大顺政权的地方统治框架。
但李自成在短暂兴奋后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便是大军快没钱粮了。
进入京师前，大顺军主力约十万余人。
京师陷落后，大明京营、边军及各地守军纷纷投降，仅京畿周边降军就达数万，加上后续接收的地方战兵武装，大顺军总规模短期内暴涨至二十多万以上。
而此时的大顺政权尚未建立稳定的赋税收入体系，新占领区的田赋、商税均未征收，而军队每日的粮饷消耗却是天文数字。
更何况，李自成长期以“均田免赋”为口号争取民心，这一政策虽能吸引流民，但也导致大顺军缺乏固定的财政来源，也没有稳定的财源，完全依赖“攻城掠地、抄没富户”的临时模式。
于是打下京师后，眼见大明宗室、勋戚、官僚囤积了大量财富、粮饷。
大顺核心领导层本就对明朝官僚集团普遍缺乏信任，甚至带有敌视情绪，认为他们是“民之蛀虫”，必须“济大顺军粮饷”。
如此也是“惩贪”，试图以此迎合底层民众的期待，更可填补自身巨额粮饷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