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员们交换了一下眼神。
索恩回答：
“这取决于你问谁。有些人会说中国，有些人会说俄罗斯，有些人会说恐怖主义，有些人会说网络攻击。”
“正是如此。”
沈烈接道，
“美国面临的威胁是多元的、复杂的、变化的。没有一个单一国家或组织能定义‘威胁’的全部内涵。而美国的资源和注意力是有限的。这就引出了我的第二个问题：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最大化安全投资的回报？”
他调出准备好的幻灯片，但没有立即展示内容，而是继续说道：
“传统的安全投资模式是线性的：投入更多资金，购买更多设备，雇佣更多人。但边际效益递减。特别是当威胁来自多个方向，且这些威胁之间存在复杂关联时——比如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利用跨国犯罪网络的基础设施发动攻击，或者恐怖组织通过暗网从武器贩子手中获取装备——传统的、以国界和机构边界划分的安全体系，就会出现盲点。”
沈烈终于打开了第一张幻灯片，上面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图，节点代表各种威胁行为体，线条代表它们之间的关联。
“我们分析了美国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和公开情报源过去五年的十万份安全事件报告，”他指着图表，“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在所有涉及跨国要素的重大安全事件中，有73%的事件，关键情报或线索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但获取这些情报的平均延迟是11.7天，而且往往是不完整的。为什么？因为情报共享的法律障碍、官僚程序、技术不兼容，以及最根本的——信任缺失。”
“而在这11.7天里，恐怖分子可以转移，网络攻击者可以抹除痕迹，贩毒集团可以完成交易，被拐卖的受害者可以被转运到另一个大陆。”
会议室里很安静。
议员们都看着那张图表。
“我们的平台，”
沈烈切换幻灯片，展示了平台的工作原理简图，
“就是要在不要求各国放弃主权、不要求共享原始数据的前提下，极大地缩短这11.7天。我们通过联邦学习，让各国在本国数据上训练模型，只分享加密的模型更新。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可以借鉴德国的网络攻击检测经验，而不必访问德国的公民数据；墨西哥可以借鉴美国的边境监控算法，而不必向美国开放自己的监控网络。”
“，”
沈烈加强了语气，
“这个平台可以成为美国领导力的延伸。想象一下，如果美国主导设计了这个平台的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那么未来十年、二十年，全球安全协作的框架，将深深烙上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考量。这比任何单一的军事基地或贸易协定，都更具深远影响。”
来自加州的参议员、情报特别委员会成员丽莎·陈提问——
她是华裔，在科技政策领域很有影响力：
“沈先生，你说得很好。但我有一个根本的疑问：中国为什么会允许一家中国公司推动这样一个可能被美国主导的体系？这不符合我对中国战略逻辑的理解。”
问题很尖锐，直指中美竞争的核心矛盾。
沈烈没有回避：
“陈参议员，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因为中国也面临同样的跨国威胁。网络攻击、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人口贩卖，这些威胁不分国界。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在这些领域投入了巨大资源，也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经验。但中国也发现，单打独斗的效果有限。去年，中国执法部门破获的一起特大跨国电信诈骗案，关键线索来自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合作；一起涉及多国的毒品走私案，是在与美国、澳大利亚、泰国交换情报后才锁定主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