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后，纳州罗围县地界。
李祝的西路军与阎铁山的东路军在此顺利会师。
旌旗蔽日，甲胄鲜明，两支大军合兵一处，足足有八万之众。
五代十国乱世之中，纳州的行政建制并未因时局动荡而更迭，依旧延续着唐代定下的羁縻州规制。
纳州从隶属上，由泸州都督府管辖，其隶属关系自唐以来始终未曾发生变更。
所谓羁縻州，乃是历朝历代针对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设立的特殊行政区划。
其治理理念最早可追溯至《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中“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一语。
核心便是以怀柔之策笼络藩属，既维系中央王朝的统辖权，又保留地方部族的自主性。
这一制度于唐代正式成型，朝廷在归附的边疆部族聚居地广设都督府、州、县等行政单位，任用当地土着首领。
其中既有部族酋长，亦不乏汉族世侯与杨姓、段姓等汉人土司——以世袭的方式担任都督、刺史等职。
这些羁縻州府不仅得以保留原有的部族统治机构，其独特的民族习俗、文化传统也被允许沿袭传承，中央王朝并不强行干预其内部事务。
唐代的羁縻州依据管理方式的差异，可划分为三类。
一类是完全保留部族原有管理机构，仅在名义上归附中央。
二类是派遣中原官员参与地方治理，形成土官与华官共治的格局。
三类则是实行监领制，由中央派驻专员监督地方事务。
这些羁縻州并非独立于王朝体系之外，而是分别隶属于关内、河北、陇右等道的都护府，接受中央的统一调度。
贞观四年（630年），唐朝平定东突厥之后，羁縻府州制度开始在边疆大规模推行。
其规模随着王朝疆域的拓展不断扩大，至开元年间达到顶峰。
全国范围内的羁縻府州数量已增至八百五十余个，遍布东北、西北、西南等广袤边疆地带。
步入宋代，朝廷对羁縻州的管控力度有所加强，除依旧任用土着首领治理地方外，还增设了中原派遣的监管官员，以此强化中央对边疆的掌控。
到了元代，羁縻制度逐步演变，最终发展为体系更为完善的土司制度，土官的权责与承袭方式被以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
明代基本延续了元代的世袭土官制度，对土司的考核、升迁、惩处均有详尽规定。
及至清代雍正年间，为加强中央集权，朝廷在西南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废除世袭土司，改由中央直接派遣的流官治理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西南地区的羁縻治理始终有着独特的地域特色。
宋代时，朝廷借助当地部族的“合款”组织，推动边疆治理模式的平稳转型。
元代则因地制宜，实行州县统辖、土官治理与部族自治相互制衡的多元管理模式，以此维系西南边疆的稳定。
纳州罗围县与纳州城相距二十公里，两地之间阡陌纵横，官道难行。
李祝大军与东路军会师之后，先锋斥候便已策马先行，如离弦之箭般朝着纳州城方向疾驰而去，探查城池布防与敌军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