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东区的小旅馆房间逼仄，墙纸泛黄剥落。陈序闩好门，拉严窗帘，只留一盏台灯。他从衬衫纽扣夹层取出微型胶卷，又从行李箱夹层摸出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金属筒。这是老郑当年给他的应急装备，简易胶卷查看器，前端有个放大镜片。
他将胶卷装入，对着台灯光源。放大镜下，密密麻麻的字迹显现。
首先是三行数字坐标，像是某种定位码。接着是一份名单，标题写着“海城潜伏人员部分联络点”，列出了七个名字和对应的掩护身份：茶叶店老板、中学教师、报社校对、电车售票员……每个名字后面都备注了最近一次联络日期和资金注入金额。
陈序的手指停在第四个名字上。李秋生，海城邮政总局档案科副科长。这个名字他认识，不仅认识，三个月前还因为调阅旧档的事和他打过交道。那时李秋生总是笑眯眯的，说话慢条斯理，还提醒过陈序注意档案室的潮湿。
而名单上的备注显示，李秋生上月接收了一笔来自“南洋永丰商行”的汇款，金额是三百大洋。汇款日期，正好是陈序那份“毒饵”情报归档后的第三天。
陈序继续往下看。胶卷后半部分是几笔资金往来记录的影印件，永丰商行汇往海城不同账户的流水，时间跨度从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到今年九月。其中最大的一笔，五千大洋，收款方标注为“海城文化促进会”，汇款日期是今年六月十五日。
这个日期陈序记得。六月十五日，正是他发出那份“毒饵”情报后的第七天。那天海城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保密局突然搜查了几家印刷厂，二是文化促进会举办了一场“新文化建设座谈会”，请了几个南洋来的学者演讲。
现在这些碎片似乎开始拼接。
敲门声就在这时响起，不紧不慢的三下。
陈序迅速收起查看器和胶卷，将父亲名单的抄件塞进地板缝隙。他走到门边，压低声音：“谁？”
“先生，您要的热水。”是旅馆老板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东区口音。
陈序打开一条门缝。老板端着铜壶站在外面，眼神有些闪烁：“刚、刚才有两位中国先生来找您，我说您不在，他们让我转告，说在楼下等您。”
“长什么样？”
“一个四十多岁，戴呢帽，穿棕色大衣。另一个年轻些，戴眼镜。”老板补充，“他们说话有南洋口音。”
陈序心头一紧。沈砚的人来得比他预想的快。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张英镑钞票塞给老板：“谢谢。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已经退房走了。”
“那您……”
“我从后门走。”陈序快速收拾行李，只拿必需品，“如果有人硬闯，你就说没见过我。”
老板捏着钞票，点点头。
陈序拎起行李箱，从后楼梯下楼。旅馆后巷堆满垃圾桶，空气中弥漫着腐烂食物的气味。他贴着墙根走，在一个拐角处停下，探头观察前街。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两个男人站在车旁抽烟，正是老板描述的那两人。戴呢帽的男人不时抬头看向旅馆窗户。
陈序退回巷子深处。他需要尽快离开这一区。学者咖啡馆在伦敦大学南侧，步行需要二十分钟。他决定绕路，穿过两个街区，从另一侧接近。
下午的伦敦街道潮湿阴冷，行人步履匆匆。陈序压低帽檐，混入人流。他走一段就停下看看橱窗反射，确认没有尾巴。在一个报刊亭前，他买了份《泰晤士报》，夹在腋下，继续前行。
三点零五分，他抵达学者咖啡馆所在的街道。这是一条安静的小街，两侧是书店和古董店。咖啡馆在街中段，绿色遮阳棚，玻璃窗上贴着菜单。
陈序没有直接进去。他在街对面的旧书店橱窗前停下，假装浏览书籍，余光观察咖啡馆。
靠窗第二个位置空着。整个咖啡馆里只有五个人：一对老年夫妇，一个看书的年轻女人，两个正在低声交谈的中年男人。那两个男人坐在角落，穿着普通的灰色西装，但陈序注意到他们的坐姿——腰背挺直，放在桌上的手离杯柄很近，随时可以动作。这种姿态他太熟悉了。
这不是普通客人。
陈序又等了五分钟。三点十分，仍然没有人坐到那个预定位置。他看了眼怀表，犹豫是否要冒险进去。方汉洲交代的暗号必须准确，时间、位置、人物特征，差一点都可能暴露。
就在这时，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入街道，停在咖啡馆斜对面。车门打开，下来三个人。为首的正是戴呢帽的男人，另外两个是生面孔。三人站在车边低声交谈，目光不时扫向咖啡馆。
陈序后退一步，缩进书店门廊的阴影里。他意识到，接头点已经暴露。不仅“教授”没有出现，沈砚的人也在守株待兔。这意味着什么？是“教授”被捕了，还是这个接头信息本身就是陷阱？
他必须离开。现在。
陈序转身走进书店。书店里很安静，只有一个店员在整理书架。他穿过书架间狭窄的通道，走到后门。后门锁着，但锁是老式的插销。他从口袋里掏出铁丝——这是当年在邮局修理档案柜时练的手艺——轻轻拨动，插销滑开。
后门外是条更窄的巷子，堆着废弃的家具。陈序快步穿过巷子，来到另一条街。他拦下一辆出租车，报了中药行的地址。
出租车驶离街区时，陈序从后窗看到，那辆黑色轿车还停在原地。戴呢帽的男人正在咖啡馆门口和那两个灰色西装男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