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促进会的办公楼在法租界一栋三层红砖小楼里，门前梧桐叶已落尽。陈序，现在该称他陈文瀚，在二楼东侧有间独立办公室。窗外可见对面的咖啡馆和一家书店，街景静谧，与南洋的湿热喧嚣截然不同。
报到第一天，会长陆明远亲自带他熟悉环境。陆会长四十出头，戴金丝眼镜，穿剪裁合体的西装，说话时总带着三分笑意。“文瀚啊，你能来我们促进会，真是蓬荜生辉。伦敦大学的高材生，又是华侨子弟，正好帮我们拓宽国际视野。”
陈序谦逊应对，目光却扫过走廊里来往的人。几个理事在会议室门口低声交谈，见他经过，谈话戛然而止，投来的目光里有审视，也有不易察觉的疏离。
下午，陈序开始查阅档案室里的资料。档案室在地下室，光线昏暗，铁架上堆满历年会议记录、活动简报、财务账目。管理员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姓吴，说话慢吞吞的，但档案归整得极有条理。
“陈先生要查什么？”吴老递过来一本登记簿。
“想了解促进会过去几年的主要活动，特别是学术交流方面的。”陈序接过登记簿，随手翻看，“先从民国三十二年的开始吧。”
吴老搬来几大本会议记录。陈序坐在靠窗的木桌前，一页页翻阅。记录多是例行公事：每月例会、季度总结、年度计划。直到民国三十三年秋的记录册，他的手停住了。
那页记录的是“信息传播与文化引导研讨会”，日期是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地点在促进会三楼会议室。参会人员名单里，第四个名字是张文远，海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会议内容摘要写着：“探讨近代信息传播手段对文化认知的影响及引导策略”。
陈序继续往后翻。同年十二月又有一场类似主题的研讨会，张文远再次出席。民国三十四年春的会议记录里，出现了更具体的议题：“特定信息筛选与认知塑造实验的可行性探讨”。
看到“实验”二字，陈序心头一紧。他想起父亲名单上那些接受过镜屋“认知引导”的人员，想起沈砚在镜屋的违规操作。但这里的记录措辞谨慎，停留在学术讨论层面，没有具体实施内容。
他记下这几场会议的日期和议题，继续翻阅。民国三十四年秋以后，这类主题的研讨会突然中断，再未出现。而张文远的名字，也从参会名单里消失了。
“吴老，这位张教授后来还来参加活动吗？”陈序指着记录上的名字问。
吴老凑近看了看，摇头：“张教授啊，好像有三四年没来了。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在家休养。”
“他是促进会的常客？”
“以前是，挺积极的。”吴老回忆，“每次研讨会都来，发言也很踊跃。后来不知怎么就不来了。”
陈序合上记录册。窗外天色渐暗，档案室里亮起昏黄的灯。他谢过吴老，抱着几本资料回到办公室。
办公室里已经收拾妥当，书架摆了几套他要求的史学着作，桌上放着新领的文具。陈序锁上门，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份重合名单的抄件。张文远的名字在两个名单上都出现，父亲备注他是“实验对象七号”，而“影子”组织的名单上他是“联络员”。
一个人，两个身份，三个疑问：他在镜屋经历了什么？如何成为“影子”组织的联络员？现在又在哪里？
敲门声打断思绪。陈序收起名单：“请进。”
推门进来的是陆会长，手里端着两杯咖啡。“还没走？第一天上班不用这么拼。”他递过一杯咖啡，在对面坐下，“怎么样，还适应吗？”
“很好，谢谢会长关心。”
陆会长啜了口咖啡，状似随意地问：“听说你下午在查旧会议记录？”
陈序心中警觉，面上保持平静：“想了解促进会过去的学术活动脉络，方便今后工作。”
“嗯，应该的。”陆会长点头，“不过有些旧记录年代久远，参考价值有限。我们促进会现在主要精力放在传统文化整理和海外交流上，那些早年的讨论课题，已经不太符合当前方向了。”
话中有话。陈序听出来了，这是委婉的提醒——不要深挖某些旧事。
“我明白。”陈序微笑，“只是作为历史研究者，习惯从源头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