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七月中旬，随着《倭情考》的广泛传播、崇文门朝鲜百姓的血泪哭诉，再加上皇帝在朝堂上掷地有声的 “省钱论”，大明的舆论风向，彻底完成了逆转。
曾经主和的文官，要么彻底闭嘴，不再提及议和之事；要么转而公开主战，上书请求皇帝增派援军、加大粮草军械的调拨力度。翰林院整理的 “省钱论” 刊印成册后，更是在各级官府中引发了强烈反响。官员们纷纷意识到，援朝之战并非可有可无的消耗战，而是关乎大明生死存亡的保卫战。
山东巡抚李长庚，原本也是主和派的一员，看完 “省钱论” 和《倭情考》后，立刻上书朝廷，请求亲自督办粮草转运事宜。他在奏折中写道：“倭寇野心勃勃，若朝鲜沦陷，辽东必危；辽东若危，大明必危。臣愿竭尽山东之力，调集粮草，组织民夫，确保前线粮草供应无虞。”
江南巡盐御史刘光祖，也主动上书，请求从盐税中额外调拨二十万两白银，支援前线。他还组织江南的富商，再次开展捐纳活动，短短十天，就募集到白银三十万两、粮草五万石。
朝堂之上，再也听不到反对援朝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主战的呼声。百官们纷纷上书，为援朝之战出谋划策，有的建议加强辽东防御，有的建议联络朝鲜义军，有的建议派使者离间倭寇各部。整个朝堂，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局面。
而在民间，舆论的转向更是彻底而猛烈。崇文门的哭诉，让百姓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倭寇的残暴；《倭情考》和 “省钱论”，则让百姓们明白了这场战争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原本还有些百姓对远征朝鲜心存疑虑，如今彻底转化为对倭寇的愤怒和对朝廷的支持。
山东的百姓，自发组织起来，带着自家的粮食、衣物，赶到当地的粮草转运站，为即将出征的大军送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农，牵着一头牛，走到转运站的官员面前，颤颤巍巍地说道：“官爷，我老了，不能去前线打仗了。这头牛，你们牵去，让它帮着拉运粮草，也算我为抗倭出一份力！”
转运站的官员，看着老农真诚的眼神，感动得热泪盈眶：“老人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但这头牛是您的命根子，我们不能要。您还是把牛牵回去，好好过日子。”
“不行！” 老农固执地说道，“倭寇都要打到家门口了，我哪还有心思好好过日子？这头牛，你们必须收下！要是倭寇打进来，别说牛了，我们的命都保不住！”
最终，官员们拗不过老农，只好收下了牛。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百姓，带着粮食、衣物、农具，甚至是自家的耕牛、马匹，赶到转运站，为大军捐赠物资。
江南的百姓，也不甘落后。苏州、杭州、扬州等城市的百姓，自发组织了 “抗倭义捐” 活动。街头巷尾，都搭起了义捐的案台，百姓们纷纷慷慨解囊。有的商贩，把自己一天的收入全部捐了出来；有的书生，把自己珍藏的书籍、字画拿出来拍卖，所得钱款全部用于支援前线；还有的年轻女子，把自己的嫁妆首饰，也捐了出来。
除了捐赠物资，无数年轻的男子，踊跃报名参军。在京城、山东、江南、辽东等地的征兵点，每天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农民，有的是商贩，有的是书生，还有的是退伍的老兵。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身份，却有着同一个目标 —— 奔赴朝鲜，抗击倭寇，守护家园。
一位名叫王二的年轻农民，刚刚结婚不久，得知征兵的消息后，立刻告别妻子，赶到征兵点报名。妻子送他到村口，哭得泣不成声：“你一定要平安回来啊！”
王二擦了擦妻子的眼泪，坚定地说道：“你放心，我一定会打赢倭寇，平安回来的。我去打仗，就是为了让你，让我们的孩子，能过上安稳的日子。要是倭寇打进来，我们谁也过不安稳！”
这样的场景，在大明的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百姓们用自己的方式，支持着这场抗倭战争。他们或许不懂复杂的军事谋略，或许不知道朝堂上的争论，但他们明白，倭寇是残暴的侵略者，是他们家园的威胁。只要能把倭寇赶回去，他们愿意付出一切。
民间的抗倭热情，也传到了辽东的军营。李如松和宋应昌，看着源源不断运抵的粮草军械，看着百姓们捐赠的物资，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