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装备联合接收委员会在一种表面客气、内里紧绷的气氛中开始了工作。仓库区里，坦克、火炮被逐一清点，技术资料在多方代表注视下复印封装。林晓指派的技术代表们穿着整洁的军便服，用专业而克制的语言解答着各方提问，尽量将话题限定在公开资料范围内。这一过程虽然琐碎，却有效地向重庆和延安展示了“东方旅”在技术管理上的规范性和“坦诚”态度，为更核心的谈判积累了微弱的信任。
与此同时，在公众视线之外，林晓和他的核心小组正在全力推动另一项更为关键、也更为敏感的计划——“国家军事技术与工业发展研究所”的筹建，在林晓的坚持下，内部更多地称其为“未来科技研究所”，以淡化其初始阶段的军事色彩，突出其面向长远发展的定位。
筹建会议在一处远离主营区、原为高级军官临时宿舍的小楼内举行。与会者除了林晓、赵刚，还有原“东方旅”研发中心的几名核心技术人员，以及通过查理渠道秘密联络到的两位在国内工程界有声望、且政治倾向相对中立的学者。
林晓开门见山：“诸位，技术移交是按部就班的工作，但那只是‘过去时’。我们真正的未来，在于能否建立一个能够持续吸收、消化、乃至创造新知识的机构。研究所就是这个构想的核心。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敲定研究所成立的初步方案，并立刻开始实质性的筹备工作。”
他首先看向原研发中心主任，一位姓吴的留德工程师。“吴主任，你先说说，以我们现有的研发班底和设备，能撑起一个什么样规模的研究所？”
吴主任推了推眼镜，打开笔记本：“旅座，赵副旅长。我们研发中心现有固定技术人员二十七人，其中八人有欧美留学或工作背景，其余是国内相关专业毕业生或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设备方面，主要是从欧洲带回和后期购置的一些机械加工设备、简易理化实验仪器、无线电测试设备和一个小型风洞模型。总体来说，具备机械设计、材料初步测试、无线电技术应用研究和部分兵器仿制改进的能力。但要称得上‘国家级’研究所，无论是人员规模、设备水平还是学科覆盖面，都远远不够。”
林晓点头：“起步艰难，我知道。所以我们的定位要清晰。第一阶段，不追求大而全，而是要‘精而特’。研究所初期下设三个方向：第一，机械与动力工程部，以消化和改进现有内燃机、传动系统为重点，兼顾工程机械原理研究。第二，材料与化工部，依托我们已有的部分特种合金和化工资料，进行原理验证和小规模试验。第三，电子与通信部，主要研究无线电技术的稳定性、抗干扰和小型化。这些都是我们有一定基础，且对工业重建和国防现代化都至关重要的领域。”
一位受邀的土木工程教授提问：“林将军，恕我直言。研究所的定位很好，但有几个现实问题。第一，所址选在哪里？南京目前局势复杂，并非长久安定之所。第二，经费从哪里来？研究是烧钱的事。第三，也是最关键的，这样一个机构，由谁领导？听谁指挥？如果无法摆脱党派纷争，很难安心做研究。”
这些问题直指核心。赵刚接过话头：“这正是我们需要在方案中明确，并通过谈判争取的。所址问题，我们倾向于留在南京，这里有相对较好的工业基础和交通，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反而可能形成一种微妙的平衡制约。但需要争取到研究所区域的高度自治权和安全保卫权。”
林晓补充：“经费来源，我们设想几个渠道。第一部分，作为我们‘东方旅’整体转型的一部分，从我们上交装备所置换的‘国家重建资金’中，划出一部分作为研究所的启动和初期运营经费。第二部分，寻求国内外基金会、企业的资助或合作项目，查理先生正在协助联络。第三部分，研究所自身通过承接一些针对性的技术研发、咨询服务或小规模生产来获取收入，以研养研。”
“至于领导和归属，”林晓的声音变得格外郑重，“这正是研究所能否成功的关键。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超越党派的国家级综合科研机构’。在名义上，它可以隶属于即将筹备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产生的联合政府下的某个部委，或者直接对这样一个高级别的联合机构负责。但在实质上，研究所必须拥有高度的学术自主和管理自主权。所长人选，应由学术界推荐、各方协商认可的技术权威担任，而不是政治任命。研究方向和内部管理，由所内学术委员会决定。”
另一位受邀的物理学家沉吟道：“理想很丰满，但现实恐怕……重庆方面会甘心放弃控制？延安方面难道不想施加影响？”
“他们当然都想。”林晓坦然道，“所以我们需要设计一个制衡机制。例如，研究所的理事会或监督委员会，可以由重庆、延安、社会贤达以及我们‘东方旅’转型代表共同组成，任何重大决策需理事会多数通过。同时，研究所的核心研究部门，必须由真正懂技术、有理想的人来主持，抵制外行指挥内行。我们‘东方旅’留下的技术团队，将是维护研究所学术独立性和技术方向的重要基石。”
会议围绕这些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而细致的讨论。如何界定“学术自主”的范围？理事会各方比例如何设置才能既体现代表性又不至于陷入僵局？启动经费的具体数额和拨付方式？安保力量如何组成而不被某一方控制？一个个问题被提出，反复推敲，记录在案。
几天后，一份详尽的《关于筹建国家未来科技研究所（暂定名）的方案建议书》悄然送达重庆和延安方面的谈判代表手中。这份建议书比起之前的建设兵团方案更加具体，也更具冲击力。它不仅规划了研究所的架构、方向和运作模式，还附上了一份令人瞩目的潜在研究课题清单——其中一些课题，如“轻型高功率柴油机的适应性改进”、“特种钢材的冶炼工艺探索”、“半导体材料在无线电领域的应用前景初探”，其前瞻性让双方懂行的技术幕僚都为之震动。
反应是迅速的，也是分裂的。重庆方面的第一反应是警惕和怀疑，认为这是“东方旅”借壳上市，保留其军事技术核心的计谋，尤其对林晓坚持研究所高度自治和学术主导强烈不满。延安方面则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认为这可能是打破技术垄断、培养自主科研力量的重要契机，但对研究所能否真正摆脱国民党控制持谨慎观望态度。
新一轮更复杂、更专业的谈判就此展开。林晓亲自参与了关键场次。面对重庆代表的诘问，他反复强调研究所的“国家属性”和“和平用途”，指出先进技术对战后工业重建的普遍价值，并暗示如果国内无法提供良好环境，部分顶尖研究人员和珍贵资料可能会选择与国际学术机构合作。面对延安代表的疑虑，他则具体阐述学术委员会的运作设想和保障研究人员思想自由、工作安全的措施。
谈判异常艰苦，常常因为一个理事席位的人选或一项经费的审批权限争执不下。但在林晓的坚持和巧妙周旋下，在研究所本身展现出的巨大潜在价值诱惑下，在国内外呼吁和平建国的舆论压力下，一个勉强成型的妥协方案逐渐浮出水面。
研究所最终定名为“国家联合科技研究院”（对外简称“联科院”），所址暂定南京紫金山下一处相对独立的旧址。研究院设立理事会，理事包括国民政府代表、中共代表、社会知名学者代表以及“东方旅”转型代表（林晓本人）。院长由理事会推选资深科学家担任，首任院长经过激烈博弈，选定了一位曾在欧美留学、回国后致力于工程教育、政治上相对超然的力学专家。研究院初期设立三个研究所，大致对应原先规划的方向，主要研究人员以原“东方旅”技术骨干为基础，面向全国招聘。经费由联合政府（筹备中）拨款、国内外捐助和自营收入三部分组成。安保工作由理事会共同指派一支小型混合卫队负责。
当协议草案最终在深夜的谈判室里，由三方代表勉强草签时，林晓走出房间，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但更多的是如释重负。蓝图上的一个关键支柱，终于艰难地立了起来。
赵刚跟在他身后，低声道：“框架搭起来了，但里面是空的。院长人选虽然定了，但他能否顶住压力？各方派进来的人会不会扯皮？我们的技术骨干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还有，您脑子里那些更关键的‘种子’……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才能在这个研究院里发芽？”
林晓望着南京城稀疏的灯火，缓缓道：“是啊，研究所成立了，但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开始。它就像一颗刚刚埋下的种子，能否长成参天大树，不仅要看土壤和协议，更要看我们如何浇水、施肥，以及……如何抵御狂风暴雨。通知我们的人，准备进驻，但眼睛要亮，心里要稳。未来科技的路，从来都不好走。”
联科院的成立，在波澜云诡的时局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注脚。但它所承载的希望与暗藏的博弈，却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悄然影响这个古老国度重新站起来的速度和姿态。悬念，已从是否成立，转向了它将如何生存，以及最终，能否真正点亮一丝未来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