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咱们对厂子的感情，对望哥的忠心，不比任何人少。”
“咱们的经验，是摔跟头摔出来的，是用真金白银换来的。”
“这些，不能就这么扔了。”
老王重新戴上眼镜。
“老钱，你说得对。”
“但我担心，望哥现在眼里看的，是全省、全国，甚至全世界。”
“咱们这些老家伙的委屈，在他那儿，可能……不算大事。”
这话说得直白。
屋里又静下来。
只能听见外面隐约传来的，厂区机器运转的嗡嗡声。
那是罐头车间在加班。
“所以咱们得一起去。”
钱富贵一字一顿。
“一个人说话，是抱怨。”
“一群人说话，就是民意。”
“望哥重情义，这个咱们都知道。”
“他不会不管老兄弟。”
老周迟疑着开口。
“要不要……先跟张大山、孙卫东他们通通气？”
“他们也是老人，说话更有分量。”
钱富贵摇头。
“大山跟望哥是过命的交情，但他现在管着整个运输，是新制度的执行者之一。”
“卫东更不用说，他是封疆大吏，得顾全大局。”
“他们夹在中间，难做人。”
“咱们这些人，职位不高，但都在关键岗位。”
“咱们说的话，能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
马大姐想了想。
“那什么时候去？”
“总得有个由头。”
钱富贵早有打算。
“下周一，望哥从省城开会回来。”
“我打听好了，他下午在办公室。”
“咱们就那个点去，不吵不闹，就是汇报工作，反映困难。”
老刘端起酒杯。
“行，我跟你去。”
“大不了，这个车队队长我不干了，回去开车。”
“但不能让兄弟们寒了心。”
老王也举起杯子。
“采购这摊子，现在越来越难干。”
“我也去。”
马大姐和老周对视一眼，都点了头。
五个玻璃杯又碰在一起。
这次没人说话。
酒喝得有点闷。
花生米见了底，猪头肉也剩得不多了。
钱富贵起身，从柜子里又拿出一瓶没开封的酒。
“再来点？”
“不了。”老刘摆摆手，“明天还得早起，车队要往长春发一批‘冰岚’。”
“现在装车都得点数、签单，麻烦。”
老王也站起来。
“我得回去了，孩子明天考试。”
马大姐和老周跟着起身。
钱富贵送他们到门口。
楼道里灯光昏暗。
几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老钱。”老王在楼梯口回头，“咱们这么做，真能成吗？”
钱富贵站在门框的阴影里。
“成不成，都得试试。”
“不能让厂子，变成咱们不认识的样子。”
送走所有人，钱富贵关上门。
回到桌边，看着杯盘狼藉。
他点了根烟。
烟雾在昏黄的灯光下慢慢升腾。
妻子从里屋出来，开始收拾桌子。
“少喝点。”她轻声说。
“嗯。”钱富贵应了一声。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妻子擦着桌子，“真要去找陈厂长？”
“得去。”
“不怕得罪人？”
钱富贵弹了弹烟灰。
“不得罪人，就得罪自己的良心。”
“厂子能到今天，是靠大家拼命干出来的。”
“不是靠表格填出来的。”
妻子叹了口气。
“你呀，就是太直。”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知道。”钱富贵把烟按灭，“就是因为不一样了，才得更小心。”
“咱们这些老人，要是现在不说话，以后就更没机会说了。”
窗外，家属院的灯光一盏盏熄灭。
厂区那边的机器声，还在持续响着。
那是新投产的“北厨”罐头生产线，二十四小时不停。
钱富贵站在窗前，看着远处厂房的轮廓。
那些厂房，有些是他亲手参与盖起来的。
砖瓦怎么垒，管道怎么走，他都记得。
现在厂子里多了很多新面孔。
大学生，技术员，穿西装打领带的。
他们说话带着术语，走路带着风。
钱富贵不讨厌他们。
厂子需要新鲜血液。
但他总觉得，有些东西，正在慢慢流失。
那些在冰天雪地里互相扶持的义气。
那些为一分钱成本较真半天的拧劲儿。
那些把厂子当成自己家一样守护的心。
这些东西，能用绩效考核打分吗？
能写在预算报表里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心里憋得慌。
像有什么东西堵着。
妻子收拾完，端了杯热水过来。
“早点睡吧。”
“嗯。”
钱富贵接过水杯，温度透过玻璃传到掌心。
“你说，”他忽然问，“望哥会不会觉得，咱们这些老人，跟不上趟了？”
妻子在他旁边坐下。
“陈厂长不是那种人。”
“但他肩上的担子重，看的事情多。”
“有些话，你得好好说，别冲。”
钱富贵点头。
“我懂。”
夜深了。
钱富贵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他在脑子里一遍遍演练，下周一见到陈望，该怎么开口。
从哪儿说起？
说绩效制度太死板？
说预算卡得太紧？
说老员工适应不了？
还是说，他担心厂子这么搞下去，会丢了根？
想来想去，都没想出个完美的说法。
最后他索性不想了。
车到山前必有路。
反正，该说的话，得说。
这是他对厂子的责任。
也是对那些跟着他干了这么多年的老兄弟的责任。
窗外传来火车汽笛声。
那是往苏联发货的专列，夜里发车。
厂子的生意，越做越远了。
钱富贵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梦里，他好像又回到了北大荒。
风雪漫天，狼嚎阵阵。
陈望站在最前面，手里举着火把。
火光映着他的脸，年轻，坚定。
“兄弟们，顶住！”
“退了，就是死路一条！”
所有人都在喊。
那喊声，穿透风雪，穿透岁月。
一直传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