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二月冷得像刀子。
伊万站在列宁格勒那处刚刚过户的废弃工厂院子里，看着工人们从卡车上卸下设备。
那是北极光从哈尔滨发来的第一批货——二十台缝纫机、五台打包机、还有一套简易的罐头封口设备。
机器都用油布包裹着，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中，铁质的表面凝结着一层白霜。
“慢点！小心！”安德烈用俄语吆喝着，他今天穿了一件厚重的军大衣，帽檐压得很低，但声音依然洪亮，“这些玩意儿从中国运过来花了三个月，摔坏了没处配零件！”
这座工厂是伊万用莫斯科三处地皮中的一处换来的——准确说，是用一处地皮的“优先购买权”，换来了列宁格勒郊区这栋占地两公顷的破旧厂房，外加厂里还留下的三十七个工人。交易的另一方是列宁格勒轻工业局的一个官员，他急需变现，而伊万需要的是能立刻运转的生产基地。
工厂的屋顶漏风，窗户没有几块完整的玻璃，车间的混凝土地面裂着缝，缝隙里长出枯黄的杂草。
但建筑结构还算完整，最重要的是——通水通电，有暖气管道（虽然现在没供暖），还有一套勉强能用的苏联时代的生产许可证。
“这地方，”安德烈走到伊万身边，哈出一大团白气，“让我想起我祖父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工作的日子。破，但能干活。”
伊万没说话。他走进车间，工人们正在清理积了厚厚灰尘的设备台。
这些人年龄从二十五岁到五十五岁不等，脸上都带着苏联工人特有的那种混合着骄傲和迷茫的神情——他们曾经是国家的主人，现在却要为一家中国私营企业工作。
“伊万·伊万诺维奇，”一个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男人走过来，他是原来的车间主任，叫瓦西里，“按照您的要求，我们把一车间清理出来了。但供暖系统坏了，要修的话需要……大概五万卢布。”
他说“卢布”这个词时，语气里有种微妙的停顿。现在黑市上，五万卢布只值不到一万美元，但在官方层面，这依然是个不小的数字。
“不用卢布，”伊万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叠美元现金，都是百元面额，“用这个。你去买零件，雇人修。三天内，我要车间温度能到十五度以上。”
瓦西里接过钱，手指有些颤抖。他已经半年没领到全额工资了，厂里发的都是些“代金券”——可以在指定商店换面包和土豆，但换不到肉，换不到药，换不到孩子上学需要的文具。
“另外，”伊万继续说，“通知所有工人，明天上午九点开会。我要宣布两件事：第一，工厂正式更名为‘中苏北极星食品加工厂’；第二，所有人的工资，从下个月起，一半用美元支付，一半用实物——我们的产品，罐头、方便面、奶粉，按出厂价折算。”
瓦西里猛地抬头，眼睛里有种难以置信的光：“美元？实物？”
“对。”伊万点头，“但有个条件：工厂必须在一个月内恢复生产。第一批订单已经下来了——五千箱水果罐头，供应莫斯科的几家涉外酒店。工期紧，质量要求高。能做到吗？”
瓦西里挺直了腰板。这个动作，让他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能！”他说，“机器是现成的，工人是熟练的，就是缺原料、缺动力。只要这些解决了……”
“原料我来解决，”伊万打断他，“列宁格勒港有一批积压的波兰苹果，价格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动力呢？电的问题怎么解决？”
“电……”瓦西里苦笑，“电力局说我们欠了半年电费，不给供电。但实际上，是管这片区的局长想要……好处。”
“要多少？”
“两万卢布。或者……”瓦西里压低声音，“一千美元。”
伊万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叠美元，数出十张：“给他。但告诉他，电必须今天通上。如果拖到明天，这一千美元我会要回来，而且会让他知道，克格勃的朋友不喜欢不守信用的人。”
瓦西里接过钱，用力点头。他转身要走，又停住，回头看着伊万：“伊万·伊万诺维奇，我能问个问题吗？”
“问。”
“中国人……为什么要来？这里一切都快完了。”
伊万沉默了片刻。车间外，工人们还在卸货，铁器碰撞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清脆地回响。更远处，列宁格勒的城市轮廓在冬日的雾气中若隐若现，像一座正在沉没的巨舰。
“瓦西里，”伊万终于开口，“你见过废墟上长出新芽吗？”
老工人茫然地摇头。
“我见过。”伊万望向窗外，“在蒙古草原上，有一片被过度放牧毁掉的草场。沙化了，草死光了，牧民们都以为没救了。但有人去了，带着草籽，带着围栏，带着新的放牧方法。现在，那片草场开始绿了。”
他转回头，看着瓦西里：“这个国家，这片土地，现在就像那片沙化的草场。很多人说没救了，要完了。但我们不信。我们相信，只要还有人愿意种下种子，愿意浇水施肥，废墟上就能长出新芽。”
瓦西里怔怔地听着，眼眶渐渐红了。这个在苏联体制下工作了一辈子的老工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是政治口号，不是宏大叙事，而是关于草籽，关于新芽，关于最朴素的、对生命的相信。
“我明白了，”他哑声说，“我会告诉工人们。我们会把这里……变成新芽。”
安德烈走过来，递给伊万一份电报：“哈尔滨来的。陈老板问进展。”
伊万快速浏览电文：“列宁格勒厂务必在一个月内投产。莫斯科办事处已注册，首批罐头出口许可批下来了。另：国内渠道下沉触动地方利益，遇到阻力。保持警惕。陈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