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风险： 针刺是否会引起无法预料的肌肉痉挛，干扰手术操作？是否会因刺激引发迷走神经反应，导致心率血压进一步恶化？所谓的“安定神气”、“稳定心脉”效果，如何与麻醉药物的作用区分？如果手术失败，病人死亡，那么“术中使用了未经证实的中医方法”这一事实，很可能成为他无可推卸的责任漏洞，甚至可能被指控为医疗不当。
职业声誉风险： 哈里斯现代外科诊所的立身之本，就是其“纯粹”、“先进”、“科学”的欧陆血统。引入针灸，哪怕只是作为辅助尝试，也无疑是在这块纯色的招牌上，涂抹了一道“不伦不类”的异色。消息一旦传开（在租界这个流言蜚语传播极快的小社会里，几乎必然），那些原本信赖他“绝对现代”的欧美侨民和华人精英客户会怎么想？那些本就对中医将信将疑、前来寻求“完全不同”体验的人，会不会感到困惑甚至背叛？而那些保守的西医同行，更会视此为对专业性的妥协与堕落。
法律与伦理风险： 手术同意书并未涵盖“针灸辅助”这一项。尽管情况危急，可视为紧急救治的必要延伸，但终究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如果出现纠纷，这将是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此外，这本质上是一次未经严格设计的临床实验，缺乏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与他所信奉的医学研究规范相悖。
每一个风险，都如同手术刀般清晰、冰冷，陈列在他思维的解剖台上。同意沈墨轩的提议，意味着他将以自己的专业声誉、诊所前途、甚至可能的法律责任为赌注，去押一个在他看来胜率极低的可能——即针灸能在如此危重的情况下，提供哪怕一点点有价值的辅助。
他的目光再次与沈墨轩相遇。对方依旧站在那里，穿着临时凑合的手术衣，手中的银针在无影灯下反射着微弱但执着的光。没有催促，没有辩解，只有一种沉静的等待，仿佛将决定权完全交出，却又对自己的道路充满无可动摇的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狂热，而是基于大量临床实践与理论思考的沉淀。哈里斯能感觉到。
他又看了一眼老栓。病人的呼吸愈发艰难，每一次吸气都带着痰鸣，脸色灰败中透出死寂的青紫。监测仪的警报音调似乎变得更为尖锐。没有时间了。
在战地，他做过许多在后方医院看来风险极高的决定，截肢、脏器修补、在炮火中转移伤员……那些决定基于对伤情的准确判断、对自身技术的自信，以及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场逻辑。此刻，他仿佛又置身于那种熟悉的、高压下的决策情境。只不过，敌人不是炮弹和枪伤，而是复杂的感染、衰竭的生理机能，以及横亘在两种医学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
沈墨轩的提议，就像是在鸿沟上方，提议架设一道极其纤细、从未有人走过、不知承重如何的绳索桥。而他，需要决定是否让这个垂死的伤员，在走过自己铺设的（手术）主桥的同时，也尝试握住那根绳索作为额外的、或许能提供一点点稳定的依凭。
赌注巨大。但不行此险招，按照常规推进，伤员的生存概率同样渺茫，而且他将失去一个亲眼验证（或证伪）某种可能性的、独一无二的机会。作为一个科学家（尽管他更愿自称技术专家），对未知的探究欲，哪怕被深深压抑，也在这种极端情境下悄然抬头。
更重要的是，沈墨轩那句“使患者能以最佳状态接受你的手术”，像魔咒一样萦绕不去。这触及了他作为外科医生最核心的骄傲与追求——完美地完成手术，挽救生命。如果……如果真有方法能稍微优化那个“状态”……
漫长的、仿佛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沉默之后，哈里斯极其缓慢地、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控制着每一块肌肉，幅度微小到难以察觉地点了一下头。那个点头的动作，沉重得仿佛承载了刚才所有风险权衡的千钧重量。
他没有说话，只是用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深深地、带着无比严峻的警告意味，看了沈墨轩一眼。然后，他转向麻醉师，声音嘶哑但清晰地下达了命令：
“Proceed with duata ial effective depth.”（开始诱导。维持最小有效麻醉深度。）
接着，他对沈墨轩，一字一句地说道，每个音节都像冰珠砸在地面：
“Gown and glove. Now. Reber our ters.”（穿上手术衣，戴手套。现在。记住我们的条件。）
信任的博弈，在这一刻达成了危险的、充满限制的暂时平衡。哈里斯没有给予信任，他只是基于严酷的现实权衡和一丝被理性严密看管的好奇，授权了一次被严格框定的、风险自担的尝试。他将手术刀握得更紧，仿佛要将所有不确定性和失控的可能，都牢牢钉死在自己的掌控之下。
而沈墨轩，接过了这份沉重如山的授权，迅速而沉稳地开始了穿戴。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一次医疗协作，更是一次跨越文化与认知深壑的、小心翼翼的探索。银针能否在手术刀的王国里找到一席之地，答案即将在这生死时速中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