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济医院的阁楼，平日罕有人至，只堆放着蒙尘的旧家具、淘汰的器械和成捆的过期病历。此刻，却被哈里斯临时征用，成为一座充满纸张与数据的“秘密工坊”。高高的斜屋顶下，两扇老虎窗透进北方初夏午后略带灰尘的阳光，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微尘，也照亮了那张被临时拼凑起来的巨大木桌——与其说是桌子，不如说是几块门板搭在支架上。
桌面上，几乎被纸张的海洋淹没。这不再是撰写论文时那些规整的稿纸，而是原始数据的汪洋：一沓沓边缘卷曲的体温单，墨迹深浅不一的护理记录，血压计记录纸上起伏的线条，简陋的尿量测量表，换药记录，甚至还有几张模糊不清的、在日光下用手摇暗盒拍摄的、显示患者腹部轮廓的“影像”——与其说是X光片，不如说是光影暧昧的灰色剪纸，但对于记录术前腹胀和术后恢复，聊胜于无。
哈里斯站在桌边，白色衬衫的袖子高高挽起，露出精瘦却肌肉分明的小臂，上面沾着些许墨迹和灰尘。他脸上没有惯常的冷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近乎狂热的专注。他像一位考古学家面对刚出土的泥板，又像一位将军在决战前审视布满标记的作战地图。在他手中，不是手术刀，而是一把锋利的裁纸刀、一支削得极尖的红色铅笔、一把黄铜比例尺，还有大量空白的大型坐标纸和描图纸。
沈墨轩上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他手里拿着刚刚修改好的、关于中药方剂理论阐释的段落，准备与哈里斯再做商讨。但眼前的场景让他顿住了脚步。他看见哈里斯正小心翼翼地将赵老栓术后第一天的体温单，用糨糊粘贴在一张大的硬卡纸上，旁边用红色铅笔清晰地标注着日期和时间。另一张卡纸上，已经贴上了老栓术前那令人心悸的高温记录作为对比。
“哈里斯博士？”沈墨轩轻声开口。
哈里斯头也没抬，用裁纸刀比划着将一张记录着心率和血压的护理记录裁成整齐的长条：“沈先生，你来得正好。论文的论述部分，我们可以慢慢斟酌词句。但现在，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准备——数据附录。”
“数据附录？”沈墨轩走近，看着满桌的原始记录。
“对。”哈里斯终于直起身，灰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光芒，“论文正文，无论我们如何客观描述，如何谨慎措辞，终究是经过我们语言过滤和解释的‘叙述’。对于怀疑者，尤其是那些信奉‘showthe data’（拿数据来）的西方同行来说，他们更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未经修饰的原始记录。”
他用裁纸刀尖点了点那些体温单和护理记录：“这些，才是我们最有力的语言。我将把赵老栓从入院到出院的所有关键原始数据，以清晰、可追溯的方式，全部整理、附在论文后面。体温曲线、心率血压变化、出入水量、主要症状体征演变、切口情况记录、中药服用与反应记录……全部。”
他走到桌子的另一头，那里铺着几张巨大的坐标纸，上面已经用铅笔勾勒出清晰的坐标轴。“不仅如此，”他指着那些坐标纸，“我还要绘制综合图表。将赵老栓的术后恢复关键指标——体温、心率、血压、肠鸣音恢复等级、疼痛主观评分（根据护理记录中的描述量化）、活动能力恢复阶段——与至少三个过往类似重症阑尾炎穿孔病例的同期数据进行叠加对比。用不同的颜色和线型。让任何看到这张图的人，都能一目了然地看出，赵老栓的恢复曲线，是如何以一种近乎‘异常’的速度和轨迹，偏离了常规的恢复路径。”
沈墨轩看着哈里斯眼中那灼热的光，心中震动。他明白数据的重要性，中医也有“医案”记录的传统，但如此系统、如此视觉化、如此强调原始记录和对比的数据整理方式，是他未曾深入想过的。这不仅是整理，更是一种无声的、却极具冲击力的论证。
“但是，”沈墨轩提出疑虑，“将患者如此详尽的原始记录公开，是否涉及……隐私？且过往病例的数据，直接拿来对比，是否妥当？”
“隐私问题，”哈里斯语速很快，“我们会隐去患者全名，只用缩写和编号。在医学论文中，这是通行做法。至于对比，”他拿起一张已经部分绘制好的对比草图，上面几条不同颜色的曲线趋势差异明显，“我选取的对照病例，都已痊愈出院多年，且数据是匿名的。我们并非评价其他医生的治疗，只是展示在相似疾病严重程度下，不同的恢复模式。这是观察性研究允许的。”
他顿了顿，看向沈墨轩，语气异常严肃：“沈先生，这是我们论文能否被严肃对待的关键。当我那些伦敦或波士顿的同行，读到我们关于‘针灸可能稳定循环’、‘中药可能促进肠道功能恢复’的文字时，他们第一反应会是怀疑，是要求证据。而最硬的证据，就是这些连贯、原始、可验证的数据和直观的对比图表。它们不说话，但它们比任何雄辩都更有力量。它们迫使读者面对一个事实：在这个特定病例中，当中医干预被引入后，一些可观测的生理指标发生了显着且积极的变化。 至于如何解释这个变化，那是‘讨论’部分的事情，但变化本身，必须用数据确凿地立在那里。”
沈墨轩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感受到了哈里斯此举的分量。这不仅仅是完善一篇论文，这是在用西方医学最认可、最无法辩驳的“硬通货”——数据——来为中医的参与效果，进行背书。尽管这种背书是间接的、关联性的，但它将讨论的焦点从虚无缥缈的理论之争，拉回到了实实在在的临床观察事实层面。
“我能做什么？”沈墨轩问。
哈里斯指了指另一堆纸张：“你的部分，是中药干预的详细记录。我需要你将每一剂药的处方（包括每一味药的剂量）、煎煮方法、给药时间、给药量（鼻饲或口服）、以及服药后护士记录的患者的任何即时反应（如腹部感觉、排便情况、精神状态变化等），都按时间顺序梳理清楚，做成一个独立的表格。要精确到小时。同时，将你调整处方的每一次辨证依据（哪怕只是简要的，如‘热势稍退，去金银花一钱，加山药三钱以顾护胃气’），也作为注释附在旁边。”
沈墨轩点头。这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中医医案本就注重时序和方药变化。他开始动手，在另一张小些的桌案上铺开纸张，将记忆和零散记录中的信息，有条理地转录出来。
接下来的几天，阁楼成了两人除撰写正文外，投入精力最多的地方。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墨水、糨糊和灰尘的味道。哈里斯伏在大桌上，用尺规精心绘制图表，将老栓的生命体征曲线描画得一丝不苟，用红色虚线标出关键转折点（如排气时间、开始进食流质时间、下床时间），再用不同颜色的实线将对照病例的数据蜿蜒呈现。他甚至设法找到了一台老式的幻灯投影仪（agitern），将那些模糊的腹部轮廓片投影到白墙上，用炭笔描摹出术前腹胀和术后逐渐平复的轮廓变化，再拍照制成对比图——手段原始，但对比意图明确。
沈墨轩则专注于整理中药干预的时间线。他将每一次用药视为一个“干预点”，与哈里斯整理的生命体征时间轴对齐。他们发现，老栓体温的第一次显着下降，恰好发生在首次服用“大黄牡丹皮汤”加减方后约六小时；肠鸣音的明显活跃和首次排气，与服用通腑化瘀药物后的时间段高度重合；而随着方剂转向增加补益之品，患者的体力恢复和精神状态改善也呈现出加速趋势。当然，这些只是时间上的关联，但将两者并列呈现时，那种“干预-反应”的潜在模式，隐隐浮现。
当所有的原始记录被整理成册，所有的图表绘制完成，那份厚重的、几乎相当于正文两倍厚度的“数据附录”终于成型时，哈里斯和沈墨轩站在阁楼的老虎窗前，看着窗外津门渐渐沉入暮色的屋顶。
哈里斯手里拿着那份沉甸甸的附录，封面上是他用花体英文写的：“Appendix: plete ical Data and parative Charts for Case Z.L.S. (Severe Appendicitis with Peritonitis, TCM Adjuvant Therapy)”。
“现在，”哈里斯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充满一种完成艰巨任务后的释然与坚定，“无论别人如何争论‘气’是什么，‘经络’是否存在，他们都无法轻易否认这些曲线和数字所呈现的差异。数据就在这里。它们或许不能‘证明’中医理论，但它们确凿地记录了一种‘现象’。而在科学中，无法解释的现象，往往是新发现的起点。”
沈墨轩望着窗外渐起的灯火，缓缓道：“哈里斯博士，此举……意义深远。它让我看到，两种医学之间，或许并非只有理论之争。在事实与数据的土地上，可以找到对话的基石。”
数据的力量，不在于它自证了什么伟大的理论，而在于它以最沉默、最客观的方式，为一次非凡的临床经历，浇筑了一座坚固的、可供任何人检视的事实基座。论文的正文承载着思想和解释，而这份附录，则承载着不可抹去的原始印记。当它们被一并寄出，投向未知的学术海洋时，所携带的已不仅是一份病例报告，更是一份用数据和事实写就的、关于中西医碰撞可能性的，沉重而坚实的“投名状”。暮色中，阁楼里的尘埃缓缓落定，而数据的微光，已在纸页间悄然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