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杂志资深记者艾莉森·卡特在天津的初春午后如约而至。她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五分钟，坐在哈里斯诊所小会客室的沙发上，观察着这个引发了国际医学界数月争议的地方。房间简洁得近乎朴素：一排医学书籍，几张患者赠送的书法作品，窗台上几盆绿植，以及墙上那幅马修·克罗斯比画的诊所花园素描。
“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当哈里斯走进来时，艾莉森起身握手时说，“没有针灸穴位图，没有中药柜，也没有任何东方神秘主义的装饰。”
哈里斯微笑：“医学就是医学，无论来自东方还是西方。请坐。”
艾莉森打开录音设备，这次采访将用于《自然》杂志的特别专题《变革中的医学：全球视角》。与前几个月那些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不同，《自然》团队准备了长达三页的深入问题清单。
访谈进行了一小时，涵盖了研究设计、数据争议、国际合作等专业话题后，艾莉森翻到问题清单的最后一页。她没有立即提问，而是沉默了几秒，仿佛在斟酌措辞。
“哈里斯医生，在过去几个月的争议中，您被贴上了很多标签：‘文化背叛者’、‘中西医结合的传教士’、‘东方秘术的西方推销员’。但我更好奇的是您个人的转变——一个在伦敦接受完整西方医学训练的医生，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哈里斯向后靠在椅背上，目光越过艾莉森，望向窗外的天津街景。这个他生活了十年的城市，在春日阳光下呈现出柔和的金色。他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这座建筑时的情景，想起第一次见到陈教授时的对话，想起那些漫长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日夜。
“这是个好问题，”他缓缓开口，“但答案可能需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
十年前的那个秋天，三十八岁的哈里森·哈里斯站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风湿免疫科的窗前，看着泰晤士河灰蒙蒙的水面。他刚刚拒绝了科室主任的晋升提议——不是因为他不够资格，而是因为他已经看不见自己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的意义。
“医学变得越来越像商业，而不是使命。”他在辞职信里写道，然后订了一张飞往北京的机票。朋友们的反应几乎一致：你疯了。
选择天津多少有些偶然。一位大学同学在这里的合资医院工作，邀请他“来看看”。哈里斯原本计划待六个月，体验一下不同的医疗环境，然后返回欧洲。他在天津租了一间小公寓，开始在一家国际诊所兼职。
第一次见到陈教授是在天津医科大学的一次讲座上。老教授用流利的英语讲述“中西医结合的历史与挑战”，台下坐着几位明显心不在焉的外国医生。哈里斯坐在最后一排，更多是出于礼貌而非兴趣。
讲座后的茶歇，陈教授径直走向他：“您听得最认真，问题也最少。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我不了解中医，所以无法判断，”哈里斯如实回答，“但作为医生，我对任何可能帮助患者的方法都保持开放。”
陈教授笑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开放是第一步。但开放之后，还需要理解和验证。您有兴趣看看我们的临床工作吗？”
起初，哈里斯对中医的态度是典型西方医学训练产物的态度：宽容但怀疑。他尊重数千年的经验积累，但认为那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终将被更精确的现代医学取代。在陈教授的病房里，他看着老医生为患者诊脉、看舌苔、询问饮食睡眠，觉得这更像是一种心理安慰而非真正治疗。
转变始于一个具体病例。
患者姓王，六十二岁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病程十五年。所有标准治疗都用过了，生物制剂换了三种，效果有限且副作用明显。王先生手指严重变形，疼痛评分长期在8分以上（满分10分），已经无法自己吃饭穿衣。
“西医说没办法了，”王先生的女儿在初诊时含泪说，“但我们听说陈教授有办法。”
哈里斯当时是陈教授的临床观察员。他仔细研究了病历，内心判断：这个病例已经穷尽现代医学手段，所谓“中医治疗”最多只能提供有限的症状缓解和心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