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让在座的人沉思。沈墨轩缓缓道：“天津地处北方，气候干燥，冬季漫长。妇科病中，寒证、瘀证较多见。另外，天津是商埠，女性从事工商业者众，精神压力大，肝郁气滞相关病证也不少。但这些只是经验观察，没有系统调查。”
“那么第三个问题，”陈婉如继续，“如果建立妇科诊疗室，我们定位是什么？是面向所有妇科患者，还是专注某些特色病种？是独立运作，还是与研究会其他科室协同？”
会议室里展开了热烈讨论。有人认为应该全面铺开，有人建议先做几个优势病种；有人主张独立运营，有人强调要融入研究会整体框架。讨论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各种意见碰撞，但始终保持着学术探讨的氛围。
最后，沈墨轩总结：“婉如的三个问题问得很好，指出了我们工作的盲点。妇科诊疗室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科室，而是要探索妇科领域中西医结合的模式。我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用一个月时间做现状调研，摸清天津妇科疾病谱和医疗需求；第二步，选择两三个病种做试点，制定中西医结合诊疗方案；第三步，总结经验，逐步扩展。”
哈里斯补充：“同时要考虑人才培养。婉如医生可以带几位对妇科感兴趣的年轻医生，既做临床，也做研究，形成团队。”
陈婉如认真记下这些建议。欢迎会结束时，她已经列出了接下来一个月的工作计划：走访天津各大医院妇科、查阅天津地方志中的疾病记载、设计妇科疾病调查问卷、筛选适合首批研究的病种...
四
调研工作在一周后正式启动。陈婉如首先拜访了天津最大的西医院——马大夫医院（后来的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妇科主任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女医生，玛格丽特·舒尔茨，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年，能说流利的中文。
“妇科中西医结合？”舒尔茨医生听完陈婉如的介绍，推了推金边眼镜，“有意思。我在临床中确实遇到很多西医治疗困难的患者。比如功能性子宫出血，激素治疗效果有限，副作用明显；比如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疼痛，止痛药只能暂时缓解。如果有安全有效的中医方法，我很愿意尝试。”
她带陈婉如参观了妇科病房和门诊。病房里，陈婉如注意到几位患者床边放着中药罐。“这是...”
“患者自己找中医开的，”舒尔茨医生无奈地摊手，“我不反对，但担心药物相互作用。如果能有规范的结合治疗，对患者肯定是好事。”
陈婉如详细记录了马大夫医院妇科的疾病谱：炎症性疾病占35%，月经病占25%，不孕症占15%，妇科肿瘤占10%，其他占15%。治疗以西医为主，但约30%的患者同时寻求中医帮助，大多是西医治疗效果不佳或副作用难以忍受的情况。
接下来几天，陈婉如又走访了天津几家主要的中医诊所和医院。在“济生堂”中医馆，七十岁的老中医李大夫告诉她：“妇科病，中医称为‘带下医’，有完整理论体系。但现在的年轻中医，学得不够系统；而西医又不懂中医理论。结果就是各治各的，患者跑来跑去。”
李大夫拿出几本泛黄的医案：“这是我父亲留下的妇科医案，光绪年间的。你看，每个病例都有详细的四诊记录，辨证精细，用药考究。这种功夫，现在少有人下了。”
陈婉如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李大夫的指导下研读这些医案。她发现，中医妇科对月经周期的认识极为细致，将一个月分成经后期、经间期（排卵期）、经前期、行经期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生理特点、病理变化、治疗原则都不同。
“这和现代医学的月经周期理论有相通之处，”陈婉如兴奋地对陪同的林静说，“西医也分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月经期。只是描述语言不同，关注的侧重点不同。如果能把两者对应起来，可能会产生新的认识。”
调研的第三周，陈婉如开始设计调查问卷。她请教了哈里斯关于问卷设计的方法学问题，又请沈墨轩审核中医部分的内容。最终问卷包括四个部分：基本情况、症状体征（中西医术语对照）、诊疗经历、治疗期望。计划在天津三个城区的妇女中抽样调查。
“样本量至少需要三百人，”哈里斯建议，“要考虑代表性。不同年龄、职业、经济状况的女性，妇科疾病谱和就医行为可能有差异。”
沈墨轩则提醒：“问卷中的中医术语要通俗化。比如‘肝郁气滞’，普通妇女可能不理解，要换成‘心情不好、胸闷肋胀’这样的描述。”
陈婉如一一记下。这个调研工作比她预想的复杂，但也更有价值。她开始理解沈墨轩常说的“扎实基础”的含义——没有对现状的深入了解，任何创新都可能是空中楼阁。
五
八月的一个下午，陈婉如带着初步调研结果向研究会汇报。会议室的黑板上贴满了图表和数据，阳光透过窗棂，在水泥地上投下明暗相间的光影。
“过去三周，我走访了六家医院、八家诊所，访谈了二十三位医生，收集了二百一十七份有效问卷，”陈婉如用一根竹竿指着图表，“有几个发现值得注意。”
她切换到第一张图表：“天津妇科疾病的前五位是：月经不调（32%）、慢性盆腔炎（18%）、不孕症（12%）、子宫肌瘤（11%）、更年期综合征（9%）。其中，月经不调和不孕症患者同时寻求中西医帮助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45%和52%。”
“治疗满意度方面，”她指向另一张图，“纯西医治疗满意度平均68%，纯中医治疗满意度平均72%，但两者结合治疗的满意度达到89%。不过要注意，结合治疗样本量较小，只有三十四例。”
哈里斯插话：“满意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吗？”
“初步分析显示有，”陈婉如点头，“但需要更大样本验证。更重要的发现在这里——”她指向第三张图，“患者选择治疗方式的主要考虑因素：疗效（85%）、副作用（76%）、费用（58%）、就医便利性（42%）。对于中西医结合，患者最担心的是‘医生之间沟通不畅’（63%）和‘药物相互作用’（57%）。”
沈墨轩仔细看着这些数据，缓缓道：“这些担心很合理。我们建立妇科诊疗室，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医生之间的沟通，和治疗方案的安全性。”
“是的，”陈婉如赞同，“所以我建议，妇科诊疗室从一开始就采用团队工作模式。每个患者都由中西医医生共同接诊，共同制定方案，共同随访。同时建立详细的用药记录和相互作用数据库。”
她翻到计划书的最后一页：“基于调研结果，我建议首批开展三个病种的中西医结合研究：一是排卵障碍性不孕症，这是中西医各有优势、结合潜力大的领域；二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疼痛，西医止痛治标，中医调理治本；三是更年期综合征，中医整体调理有独特优势。”
会议室里展开了讨论。有人建议增加妇科肿瘤的辅助治疗，有人提到产后调理的重要性。陈婉如认真听着，不断记录。最后，沈墨轩总结：“婉如的调研很扎实，建议也切实可行。我同意先从三个病种开始，但要有一个整体框架——妇科诊疗室不是三个孤立的项目，而是一个系统，各病种之间要有关联，经验要能互相借鉴。”
哈里斯补充：“还要考虑研究设计。每个病种的研究都要有明确的问题、严谨的方法、客观的评估。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临床服务，更是临床研究，要产生可推广的知识。”
会议结束时，陈婉如感到既疲惫又兴奋。疲惫的是连续三周高强度工作，兴奋的是方向越来越清晰。林静走过来，递给她一杯茶：“陈医生，你真厉害。这么多数据，这么短时间就整理出来了。”
陈婉如接过茶，摇摇头：“这只是开始。真正的困难在后面——怎么把计划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