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协议，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平安京的贵族圈中激起了巨大波澜。对于长期被藤原氏压制、渴望恢复天皇权威并引入新风以振兴国家的村上天皇和源高明而言，这无疑是打破政治僵局、增强自身实力的绝佳契机。经济上的获益可以转化为政治资本，用以笼络人心，培植势力。天皇一派对此展现出了极高的热情与期待。
政治气候在悄然变化。藤原氏内部，矛盾也开始凸显。已故前核心藤原师辅的长子、中纳言藤原师尹，在父亲去世后逐渐失势，与其他藤原氏支脉如藤原实赖、藤原显忠等关系微妙，内斗不断。然而，藤原师辅一脉与皇室联姻极深（其长女藤原安子乃村上天皇中宫），使得师尹一脉在情感与部分利益上，与天皇更为接近。面对藤原显忠派系可能倒台、以及大夏贸易协议带来的巨大利益，藤原师尹及其支持者选择了默许。
崔文敏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清楚地看到，自己选择支持的天皇派，固然有像源高明这样相对重视唐风文化、对大夏抱有善意、希望改革国政的人物，但其中同样不乏源重信这类精于算计的政客，以及一些仅仅因为被藤原氏压制而倒向天皇的保守贵族。他们并非都是理想中的“正义之士”或“开明派”。自己所做的，不过是在“两害相权”或“两利相权”中，为大夏选择一个相对更有利的合作伙伴，而非单纯地扶持光明对抗黑暗。这种认知，让他心中那份以“智谋”影响他国“正道”的浪漫想象，逐渐褪色。
关键的转折发生在正月末。天皇一派认为时机成熟，在藤原师辅一脉的默许乃至有限支持下，突然发难。他们以崔文敏提供的“黑料”为引子，结合自身长期收集的诸多证据，在朝会上对藤原显忠派系发起了凌厉的政治攻击。指控从贪渎、滥权到结党营私、危害朝纲，层层加码，证据链（无论真假）看似完整。
首当其冲的便是藤原元名。针对他的指控尤为严厉，除了经济问题，更暗示其“私通外藩”、“暗藏违禁之物”。崔文敏知道，那些关于火炮技术的影射，是源高明等人根据他的暗示自行发挥的，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营造出足够的恐慌与定罪氛围。藤原元名在朝堂上辩白无力，其府邸被迅速控制、查抄。在查抄清单被正式整理前，他安排的人，趁乱在元名府邸的书库、密室等关键位置，放置了特制的延时火引。
行动前夜，崔文敏独自坐在房中。他想起情报中对藤原元名的描述：一个五十多岁的贵族，醉心于收集来自大唐（及现在的大夏）的书籍、器物、技术图谱，性格有些迂腐，对政治斗争并不十分热衷，之所以被卷入，更多是因为出身派系和其职务便利。相对而言，在藤原显忠派系中，他甚至算得上“相对无辜”。自己提供的关于他的“黑料”，大半是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为了销毁可能存在的技术泄露风险，为了巩固天皇派的胜利以保障大夏利益，这个选择，他必须做。
“这是为了大夏的国家利益。”他低声对自己说，试图用这功利主义的信条压下内心的波澜，“是为了阻止更坏的结果——那些技术若扩散，将来可能对准大夏的将士、百姓。牺牲个把异国贵族，无可厚非。”然而，自幼熟读圣贤书，深植于心的儒家“仁义”、“诚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却在此刻剧烈地冲击着他的自我辩护。他感到一种撕裂感。执行任务时，他越发像一台冰冷的机器，计算着每一步的得失，下达着一个个可能决定他人生死的指令。但每当独处，那种深重的道德煎熬便如潮水般涌来，让他沉默，让他内省，让他对镜中的自己感到一丝陌生。
政治清洗迅速而残酷。藤原显忠被勒令闭门思过，实质失势。藤原朝忠、藤原赖忠等或被贬谪，或被迫辞官。而藤原元名，在府邸被查、罪名加身的巨大压力下，于一个夜晚，在拘禁他的别院中，用一段衣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消息传来时，崔文敏正在与郑文昌商议后续外交文书。他手中的笔顿了顿，随即又流畅地书写下去，面上无波无澜。郑文昌感叹了一句“东瀛士风，亦重名节”，崔文敏只是微微颔首。
而藤原元名那座已被查封的府邸，夜间突然燃起大火。火势起于核心的书库区域，异常凶猛，等救火人员赶到，主要建筑已化为焦土。官方调查结论是“看守不慎，烛火引燃藏书”，但平安京中私下流传着各种猜测，有说是元名家臣悲愤纵火，有说是政敌斩草除根，也有说是“天谴”。崔文敏通过内线确认，大火彻底吞噬了预定目标区域，任何可能残留的纸质资料都已不复存在。技术威胁，暂时解除。
任务，完成了。
二月初，平安京仍处在一片肃杀与重新站队的余波之中。天皇一派声势大振，藤原实赖虽未倒台，但已显颓势，藤原师尹一脉地位有所回升。大夏的贸易协议谈判进入实质阶段，前景看好。
崔文敏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于二月下旬启程回国，亲自向皇太女轩辕明璃汇报此次日本之行的全部进展与成果。从任务目标看，他无疑是大功臣，消除了潜在的技术扩散危机，有力推动了大夏在日利益的拓展，并影响了日本政局走向。
然而，他感受最深的，却不是功成之后的喜悦或放松，而是一种浸透骨髓的疲惫，以及一种更深重的虚无与疏离感。他见识了权力斗争最肮脏、最不择手段的一面，不仅是对手如此，自己支持的“盟友”亦然，甚至，他自己也已成为其中熟练的操弄者。他亲手编织阴谋，利用人性的弱点，将他人推向深渊，所有这一切，都冠以“国家利益”之名。
他再也无法以从前那种单纯、热切的目光，看待外交场上的辞令，看待朝堂政治的博弈，甚至看待“忠诚”这个他曾经笃信不疑的概念。忠诚于谁？为何忠诚？手段的边界在哪里？这些疑问，如同平安京初春尚未化尽的残雪，冰冷地堆积在他的心头。回国之路，也是他直面内心拷问的开始。棋盘上的棋局已终，他作为棋手的心境，却再也回不到开局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