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他才喃喃自语般说道：“土地国有（集体所有）、资本以国营为主体、按劳分配、国家计划调控市场、保护生产者利益、维持基本物价稳定……这……这套组合起来……” 他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向两位委员，“听起来，确实和我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一些经济特征……非常相似。”
安德烈耶夫和米高扬对视一眼，谨慎地点头：“是的，总书记同志。从经济基础架构上看，确实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我们感到最困惑的地方。一个政治上与我们截然不同、甚至经常对立的力量，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在部分领域比我们当前更有效率、更受民众接受的……路径。”
斯大林深深吸了一口烟，让辛辣的烟雾在肺里停留片刻，才缓缓吐出。他没有再发怒，只是陷入了长久的、沉重的思索。窗外，莫斯科的早春依然寒冷，但某种更为深刻和令人不安的“寒意”，似乎正伴随着这份远东的考察报告，悄然潜入这间象征着苏维埃最高权力的办公室。对手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坦克和飞机，更在于这种难以简单归类的、行之有效的治理逻辑。这比单纯的军事威胁，更加棘手。
斯大林那句下意识的疑问——“那怎么办，我们也学吗？”——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激起了更微妙的涟漪，也让他自己立刻感到了某种不妥。这近乎承认了对手在某些领域的“先进性”，对于他这样一位习惯于定义路线和发号施令的领袖而言，是一种罕见的、近乎软弱的流露。
农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丝松动，也察觉到了总书记瞬间的懊恼。他必须极其谨慎地推进自己的观点，既要指出问题所在，又不能触怒权威。他斟酌着词句，声音压得更低，却更加清晰：
“总书记同志，我们或许不需要完全‘学’他们，但可以‘反思’我们自身。事实上，仔细分析龙国的这套做法，尤其是他们在农业和工商业关系中维持的那种‘统而不死、放而不乱’的平衡……我，以及我们考察团里一些老同志，都有一种强烈的既视感。”
斯大林刚刚略显波动的脸色重新沉静下来，恢复了那种深不可测的审视表情，只是示意他继续的细微点头显得有些僵硬。
安德烈耶夫深吸一口气，决定说出那个在考察团内部讨论时都令人有些心惊肉跳的类比：“我们感觉，赵振的北方军政权的许多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待农民、市场和国家计划的关系上，仿佛是在照搬或者说，高度借鉴了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个短暂时期的基本思路，然后结合了龙国自身的小农传统、家族观念和战时动员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本土化改造和制度化加固。”
“曾经经历过的一个时期？”斯大林重复了一遍，眼神锐利如刀，“具体指什么时期，安德烈耶夫同志？不要用模糊的表述。”
办公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米高扬屏住了呼吸，悄悄将目光从安德烈耶夫身上移开，投向地毯上繁复的花纹。
安德烈耶夫感到喉咙发干，但他知道话已至此，没有退路。他挺直了背，尽量让声音不带感情色彩，只陈述观察：“是列宁同志晚年所倡导并初步实施的‘新经济政策’（NEp）时期的核心原则。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制高点），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和私人贸易活跃农村和轻工业，通过税收和价格调控而非完全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目的是恢复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
他顿了顿，看到斯大林夹着烟斗的手指关节微微泛白，但总书记没有立刻打断，这让他鼓足勇气继续对比：“龙国现在做的，就像是把NEp时期的某些灵活手段制度化了，而且尺度更大。他们的‘保护性收购’和国营商业主导，相当于我们当时设想但未能完全建立的有效国家调节市场体系；他们的集体农场承包到户、超产奖励，比我们NEp时期鼓励个体农户发展的政策更有组织性；他们的国有资本控股民营，则是将‘制高点’理论极端化、法律化了。最重要的是，他们似乎成功避免了NEp时期后期出现的‘耐普曼’（新资产阶级）过度膨胀、冲击计划的副作用，也似乎没有像我们后来转向全面集体化时那样，遭遇巨大的生产破坏和农民抵触……”
“够了。”
斯大林的声音并不高，却像一块冰凌砸在地上，截断了安德烈耶夫的话。
斯大林的脸色在昏暗的光线下，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难以形容的神色——最初是一闪而过的惊愕，随即被深深的阴沉覆盖，那阴沉中又夹杂着一丝被触及禁忌的恼怒，以及某种更深处的不安和疑忌。他的脸颊肌肉微微抽动，所谓的“脸都绿了”或许并非确切的颜色描述，但那种因极度压抑情绪而导致的铁青和僵硬，确实让整个面孔笼罩在一种骇人的低压中。
列宁。新经济政策。
这两个词，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尤其是经过大规模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跃进之后，早已被赋予了复杂甚至负面的历史评价。NEp常常被视为一种暂时的、迫不得已的退却，而列宁晚年的某些思考（特别是关于合作社、文化革命以及对官僚主义的警告）则被有选择地阐释或搁置。如今，一个被苏联视为意识形态异端和地缘政治对手的东方军阀政权，竟然似乎在实践一种被他们认为“过时”或“不够纯粹”的方略，并且取得了令人尴尬的成功——尤其是在苏联自己付出惨重代价的农业领域。
这不仅仅是对现行政策效能的质疑，更像是一种隐晦的历史嘲讽，直接动摇了斯大林模式下“历史必然进步”的叙事。
斯大林缓缓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两位委员。窗外是克里姆林宫高墙和远处莫斯科河的景色，早春的残雪未消。他沉默了很久，久到安德烈耶夫和米高扬几乎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列宁同志，”斯大林终于开口，声音平稳得可怕，仿佛在谈论一个遥远的、与当下无关的理论概念，“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他总是在革命的不同阶段提出最适应形势的策略。新经济政策是针对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伟大创新，它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
他转过身，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具有压迫感，直接钉在安德烈耶夫脸上：“但是，安德烈耶夫同志，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从那个阶段前进到了更高级的、全面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的阶段，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化的唯一道路。龙国的所谓‘成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半封建的残余？是战时特殊的管制经济？还是与帝国主义妥协的产物？他们的‘平衡’能持久吗？能经受住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考验吗？”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你们的考察报告，提供了有价值的技术细节和市场操作信息，这一点值得肯定。我们可以研究他们在具体农业技术、农场管理、价格调控手段上哪些做法可以批判地借鉴。但是——”
斯大林走回办公桌后，双手按在桌面上，身体前倾，形成强大的威慑：“但是，在根本的道路和意识形态问题上，不存在任何混淆的空间。苏联的道路是历史证明正确的道路。龙国的模式，无论表面看起来如何，其本质是实用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混合体，缺乏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灵魂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清晰蓝图。这一点，必须向全党、特别是向经济战线的同志们讲清楚。”
“是，总书记同志！”安德烈耶夫和米高扬立刻立正回答。他们明白，讨论已经结束。列宁时期和NEp的话题，如同一个被无意中触碰到又迅速盖上的电闸，在短暂的闪光和火花后，重新被埋入黑暗。斯大林给出的定性，就是最终的结论——可以学习“技术”，但必须否定“道路”。
“报告重新整理，”斯大林坐回椅子，恢复了往常的冷静命令口吻，“删掉所有不必要的类比和历史联想。重点放在龙国农业机械化、良种推广、仓储物流、价格调控的具体方法和数据上。形成一份技术参考简报，分发相关人民委员部研究。至于其他……不是你们需要关心的。”
“明白，总书记同志！”
两人如蒙大赦，敬礼后迅速退出了办公室。
斯大林独自留在房间里，重新点燃了已经熄灭的烟斗。灰色的烟雾再次升腾，模糊了他深沉的面容。窗外的莫斯科，正在他的意志下从战争的创伤中艰难复苏，沿着一条他坚信不移的、笔直而陡峭的道路前进。而远东传来的那份报告，像一面略有扭曲的镜子，映照出某个被刻意遗忘的岔路口依稀的影子，带来一丝不易察觉的、关于“另一种可能”的寒意。这寒意并非源于恐惧，而是源于一种绝对权威对任何潜在对比和质疑的本能排斥与深层警惕。
他将烟斗重重放下，拿起另一份关于前线战况的报告，将思绪强行拉回熟悉的轨道——钢铁、坦克、师团、计划指标。那些关于土地、市场和农民积极性的东方故事，暂时被锁进了“技术细节”的抽屉里。然而，有些疑问的种子，一旦落下，即便不被承认，也已在某些人的心中悄然埋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