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只缓缓离港，驶向开阔的大海。岸上，龙国的旗帜在风中飘扬，士兵们的身影渐渐变小。甲板上，获释的美军俘虏们挤在一起，望着越来越远的瓦胡岛轮廓，没有人欢呼，甚至没有人说话。海风吹拂着他们破烂的衣衫，带走硝烟味，却带不走心底那巨大的问号、劫后余生的虚脱，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感激、屈辱、恐惧和彻底迷茫的复杂情绪。
他们“回家”了，但每个人都清楚，他们带回美国的，不仅仅是幸存的生命，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无法理解的军事惨败，和一个强大到令人战栗、行为模式却完全超出他们认知的东方对手的形象。这种“释放”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后续影响，或许远比将他们关在战俘营里，更加深远和难以估量。赵振的“那不重要”，在此刻，以一种无比诡异的方式，开始显现其分量。
1943年9月7日至14日，太平洋东部海域。
那几艘被匆忙拼凑、勉强能浮航的运输船，载着近两万名恍如隔世的归家者，驶入了浩瀚而危机四伏的太平洋。从离开珍珠港码头的那一刻起，巨大的不真实感和更深层的恐惧，便取代了最初的茫然。
“检查！彻底检查每一个角落！货舱、底舱、通风管道！特别是引擎室附近！” 一些被推举出来的、尚有组织能力的前军官和军士，在最初的震惊过后，立刻被巨大的疑惧攫住。他们不相信龙国人会如此“仁慈”。这一定是陷阱！是更残酷的死亡方式——在海上引爆船只，伪装成事故，或者将他们送到某个荒岛自生自灭，甚至……直接驶向龙国本土作为劳工。
俘虏们自发组织起来，像梳子一样把几艘船的每一个缝隙都搜了一遍。他们用能找到的一切工具敲打船体，倾听可疑的声音；钻进充满机油和霉味的底舱，用手电筒探查每一处阴影；甚至有人怀疑食物和淡水被下了毒，宁愿挨饿也不敢轻易食用分发的压缩饼干和罐头。
每当海面上出现任何不明船只的踪影（有时只是遥远的海鸟或波浪），都会引起一阵恐慌的骚动。夜里，一点异常的响动或光影就能让许多人从噩梦中惊醒，摸向并不存在的武器，冷汗涔涔。风声、浪声、引擎的每一次异响，都被过度解读为死亡临近的预兆。
这种持续的精神高压，比肉体上的疲惫更消耗人。七天七夜的航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另一场缓慢的酷刑。他们挤在拥挤、肮脏的船舱里，被恐惧、猜疑、对未来的茫然，以及对刚刚经历的毁灭和暴力的反复回忆所折磨。许多人沉默不语，眼神呆滞；一些人控制不住地颤抖；更有甚者，会在睡梦中突然尖叫惊醒，或对着空无一物的角落喃喃自语，仿佛那里还站着燃烧的龙国士兵或呼啸的“海东青”。
第九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刺破海雾，遥远的海平线上，终于出现了绵延的、熟悉而又陌生的北美大陆轮廓时，甲板上陷入了另一种诡异的寂静。
没有人欢呼。没有人哭泣。甚至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都挤在船舷边，伸长脖子，死死盯着那片逐渐清晰的陆地，仿佛那是海市蜃楼，下一刻就会消散。许多人的脸上不是归家的喜悦，而是一种混合了极度疲惫、残余恐惧和深刻迷茫的呆滞。
“是……是加利福尼亚吗？”
“我们……真的回来了？”
“那群……东方的恶魔……真的就这么……把我们放了？”
“这不是梦吧？掐我一下……”
疑问在心底翻腾，却无人敢大声说出，生怕打破这脆弱的幻象。直到海岸线越来越清晰，甚至能看到海岸公路和稀疏的建筑，直到美国海军的巡逻艇（起初也如临大敌，难以置信地反复确认身份）谨慎地靠近、引导，直到他们的船终于缓缓驶入一个紧急腾出的西海岸小港……
脚踩上坚实土地的触感，混杂着家乡泥土和海风的气息扑面而来，才让一部分人终于确信——他们活着回来了。
登陆点瞬间陷入了混乱。早得到模糊消息、在此等待的军方人员、医护人员、记者和少数闻讯赶来的家属，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景象：一群形如枯槁、眼神空洞、衣衫破烂如同最悲惨难民的人，步履蹒跚、沉默或啜泣着走下跳板。没有胜利归来的意气风发，只有劫后余生的虚脱和深入骨髓的创伤。
许多人一上岸就瘫倒在地，再也无法行走；有人抱住前来接应的陌生人嚎啕大哭，语无伦次；更多的人则是对外界反应迟钝，问话不答，只是呆呆地看着天空或地面。
初步的医疗检查和精神评估结果令人心惊：除了普遍的营养不良和轻伤，超过七成的归来看表现出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症状——失眠、噩梦、闪回、易怒、情感麻木、对巨大声响或特定景象（如火焰、低空飞行的飞机）的极端恐惧。许多人的精神已经崩溃，短期内甚至永远无法恢复正常的社交和生活能力，更不用说重返战场。
他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自己这条侥幸捡回的命。更是关于珍珠港炼狱、中途岛屠宰场、夏威夷滩头地狱的第一手、活生生的恐怖故事。这些故事经由他们颤抖的嘴唇、空洞的眼神和无法控制的惊恐反应，比任何官方战报或新闻标题都更具冲击力地传播开来。
“恶魔”、“不可战胜”、“来自东方的死神”、“我们毫无机会”……这些词汇伴随着一个个具体、血腥、超乎想象的细节，迅速在接应部队、当地社区乃至通过有限的媒体报道蔓延开来。这些幸存者本身，就成了龙国军事力量和心理威慑力的活体广告，也是最有效率的反战宣传员。
赵振那看似难以理解的“释放”命令，其深层效果开始显现。他放归的不仅仅是近两万丧失战斗力的个体，更是两万个移动的“恐怖记忆载体”和“士气摧毁单元”。他们回到美国社会，所造成的心理涟漪和对民众战争支持度的打击，远比将他们关在战俘营里更加深远和难以治愈。战争，在这些归来看的余生中，或许已经结束了；但战争带来的噩梦，以及他们亲身传递出的、关于另一个崛起巨人可怕实力的信号，却才刚刚开始发酵。
1943年9月20日，华盛顿，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洒进房间，却驱不散室内冰窖般的寒意。杜鲁门总统脸上最后一点强撑的镇定，在听完秘书那几乎带着哭腔的紧急汇报后，瞬间崩解。他猛地从办公桌后站起来，动作大得带倒了椅子，手指无意识地抓扯着自己本就稀疏的头发，声音因极致的惊恐而变调：
“控制住！立刻给我控制住舆论！” 他对着眼前的幕僚和刚刚进门的新闻主管嘶吼，眼白布满血丝，“所有报纸、电台！关于那些……那些被放回来的人的报道，一个字都不准发！照片！录音！全部封存！这是国家最高安全事务！谁敢泄露，按叛国罪论处！”
新闻主管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总统先生……太、太晚了……他们上岸的时候，就有地方小报的记者混在人群里……一些照片和零星的采访……已经通过非官方渠道流传出去了……更重要的是，那些人自己……他们根本拦不住！”
秘书上前一步，手里拿着厚厚一叠来自各地政府和军方联络点的急电，声音沉重而急促：“总统，舆论控制已经失效了。问题不再是报道，而是人本身。那一万八千多人，他们就像……就像一万八千个活着的、会走路的灾难故事。他们回到自己的社区、小镇、城市，面对家人、邻居、朋友……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脸上的每一个恐惧的表情，夜里的每一声尖叫，都比任何报纸头条更有说服力！”
他深吸一口气，翻动文件，念出更可怕的消息：“而且，他们……他们中许多军官和士兵，连同一些愤怒的家属，已经联系了律师，准备向军事法庭和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金上将、尼米兹上将，以及太平洋战区一系列高级指挥官！ 诉讼理由包括但不限于：严重误判导致部队陷入绝境、在已知无法防守且未告知部队真实情况下命令死守、在最后时刻抛弃部下先行撤离…… 民间已经有‘懦夫将军’、‘让士兵送死的贵族’这样的说法在疯传！”
杜鲁门像被重拳击中腹部，踉跄着后退，撞在书柜上，几本书籍哗啦掉在地上。他顾不上了。
秘书的声音还在继续，如同最终审判的钟声：“这还不是最糟的。过去三天，从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到东海岸的纽约、波士顿，从中部的芝加哥到底特律……全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战游行！ 最初是归来士兵的家属和所在社区，现在迅速蔓延到学生、工人、普通市民！人数从几万，迅速滚雪球一样发展到几十万！他们举着的标语是‘带我们的孩子回家’、‘停止无谓的屠杀’、‘审判失职的将军’、‘不要为华尔街的战争送死’！很多地方，游行已经演变为与军警的冲突……”
“够了！” 杜鲁门发出一声近乎哀嚎的打断，他双手撑住冰冷的桃花心木办公桌边缘，才勉强没有滑倒。胸膛剧烈起伏，眼前阵阵发黑。
完了。
全完了。
他仿佛看到了那幅可怕的图景：前线的军事惨败（珍珠港、中途岛、夏威夷失守）像一记重拳打在国家脸上；而赵振这看似“仁慈”的释放战俘，则是一把淬了毒、直插心脏的匕首。那些归来的士兵，他们破碎的精神和血肉模糊的亲身经历，成了最致命、最无法辩驳的反战宣言和政府无能指控书。诉讼、游行、全国蔓延的恐慌与不信任……这一切，比丢失整个太平洋舰队更可怕，这是在摧毁国家进行战争的意志和内部团结！
他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滑坐回那张象征着最高权力的高背椅里，仿佛全身的骨头都被抽走了。阳光照在他瞬间苍老了十岁的脸上，却只映出一片死灰。他眼神失焦地望着窗外白宫草坪上依旧挺立的国旗，嘴唇无声地蠕动了几下，最终，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充满了无尽寒意和绝望的声音，喃喃道：
“赵振……够狠……真的好狠……”
这一手，远远超出了军事家的范畴。这是最顶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致命手腕。用敌人的伤兵，去摧毁敌人后方的民心士气，去撕裂其社会，去动摇其统治根基。比任何炸弹和舰队都更经济，也更持久有效。
杜鲁门瘫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办公室内只剩下秘书粗重的呼吸和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是真实还是幻觉的游行喧嚣。他知道，自己面对的已经不仅仅是一场远洋战争的失败，而是一场可能席卷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和信任危机。战争的对手，不仅在海上和空中碾压了他们，更在他们的家园，埋下了一颗正在猛烈爆发的、精神与社会层面的超级炸弹。而引信，正是他自己当初那场豪赌，和赵振那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毒辣至极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