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一间小型战略分析室
会议桌旁的气氛有些古怪。长桌一端坐着杜鲁门总统、国务卿、战争部长及几位高级情报官员，神情严肃，甚至带着焦灼。另一端，则是十几位被紧急请来的学术界泰斗——有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教授，其中好几位以脾气耿直、不媚权贵着称。他们大多面带疑惑，甚至有些不加掩饰的不耐烦，看着总统的眼神仿佛在问：“把我们叫来，就为了这个？”
那位以研究东方历史闻名的老教授，扶了扶眼镜，率先打破了略显尴尬的沉默，语气直率得近乎失礼：“总统先生，请原谅我的直接。但召集我们这群老骨头，来探讨‘龙国的社会性质’这种……近乎哲学范畴的宏大命题？这似乎更应该是学术期刊讨论的话题，而不是战时白宫会议的核心。您确定……我们没来错地方？” 他的话引起了其他几位学者的微微颔首，显然有同感。
杜鲁门揉了揉眉心，压下被冒犯的不快，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具战略说服力：“教授，我理解这听起来有些……抽象。但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这恰恰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理解我们面对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实体，它的内在驱动力、组织逻辑、意识形态内核是什么！只有深刻理解了这些，我们才能找到在 文化、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和抵制的着力点，才有可能……去联合世界上其他同样感到不安的力量。或者说，争取潜在的、有共同关切的伙伴。” 他谨慎地调整了措辞，避免使用过于直白的“盟友”一词，毕竟现在谁愿意公开与美国捆绑对抗龙国？
然而，这番解释并未完全打消学者们的疑虑，反而让他们觉得更加荒谬。十几双睿智而挑剔的眼睛盯着杜鲁门，那种无声的质疑几乎化为实质：你是在用政治任务侮辱我们的学术严谨吗？
一旁的情报官员见势不妙，赶紧介入，试图将讨论拉回到具体事实层面，打破僵局：“诸位先生，让我们从具体事件切入。根据最新情报，龙国第二兵团正在藏省进行大规模的‘民主改革’和社会重组。手段……相当强硬，清算了大量旧有特权阶层，其中不乏处决。规模很大，震动整个高原。”
一位研究东亚社会结构的社会学教授闻言，却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地接话道：“这并不奇怪，也并非孤例。纵观龙国近年行动，无论是在朝鲜半岛清除亲日派、在日本处置战犯和改革财阀、在夏威夷镇压抵抗、还是在波斯湾打击旧有的亲英压迫势力，其模式一以贯之：以绝对军事优势为后盾，对阻碍其战略或在其定义中‘压迫民众’的旧势力进行 外科手术式清除，同时迅速建立新秩序。从结果看，”他顿了顿，似乎在陈述一个客观观察，“至少从他们自己公布的数据和我们的间接观察看，其控制区内 政治堪称高效清廉（相对于当地旧政权），社会动员能力惊人，工农生产和基础建设以超常速度推进。单从治理效能和发展角度而言，其国家机器展现出的组织力和活力……令人印象深刻。”
“令人印象深刻？！” 国务卿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带着一丝恼火，“教授，龙国每‘高效’一分，我们的压力就增加十分！他们的工业总产值已经达到了我国的70%！要知道，仅仅两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53%！照这个速度，用不了几年就会全面超越！国民生产总值几乎与我们持平，差距只在几个百分点，明年就可能被反超！这不是学术欣赏的时候！”
战争部长脸色阴沉地补充：“这还只是经济。在常规军事领域，西海岸的教训已经证明，我们现有的海空力量，在太平洋上……已经难以与龙国正面对抗。” 他用了非常委婉的说法，但意思谁都明白。
这时，另一位一直沉默的物理学家出身、后来转向科技政策研究的教授冷不丁地插了一句，声音清晰而冷静：“如果讨论的是包括核武器在内的‘非常规军事’领域……从已公开的‘氢弹’试验和他们投送工具（鲲鹏轰炸机）的表现看，我们似乎也不占优势。事实上，是明显落后。”
“咳！” 杜鲁门剧烈地咳嗽了一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尴尬与挫败感几乎要溢出来。这些学者，说话也太不留情面了，简直是把血淋淋的现实一块块撕开摆在桌面上。
战争部长深吸一口气，提出了一个困扰军方和财政专家许久的核心问题，目光投向在座的学者，尤其是那些研究经济和社会制度的：“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我们始终无法理解：根据最可靠的情报估算，龙国的年度军费开支，大约只有我国的 80%。然而，他们军队展现出的战斗力、装备的技术水平、更新的速度，却明显领先于我们。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他们的效率从哪里来？是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 社会资源动员和分配模式 在起作用吗？这难道不正是其‘社会性质’在国防领域的具体体现？”
这个问题抛出来，会议室里短暂的安静了一下。学者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先前的不耐烦稍稍被一种学术探究的兴趣所取代。那位社会学教授沉吟片刻，缓缓开口：
“部长先生，您这个问题，恰恰可能指向了核心。如果数据无误，那么这意味着龙国的国民经济体系、科技研发体制、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运行逻辑，与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存在 根本性差异。可能包括：高度集中的计划与协调能力，减少了市场摩擦和资本逐利导致的重复浪费；将关键资源（人才、资金、材料）向战略目标进行极限聚焦的能力；一种可能基于强烈民族主义或意识形态驱动的、远超常规薪酬激励的全民（包括工人、工程师、科学家）奉献精神；以及……可能存在的、我们尚不了解的某些技术共享或转化捷径。要解释这种‘投入产出比’，恐怕不能仅仅从军事预算数字本身看，必须深入分析其背后的 整体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也就是总统先生想讨论的，‘社会性质’。”
他看向杜鲁门，眼神变得严肃了一些：“总统先生，如果您的目标是进行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争夺话语权，那么仅仅贴标签是不够的。您必须首先 真正理解 您要批判的对象是如何运作、何以取得这些成就的——即使这些成就让您感到不安。否则，任何批判都将是无的放矢，难以获得国际社会，尤其是那些面临发展问题国家的共鸣。甚至可能……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