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队长拉着老支书陈书记来看庄稼，陈书记是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拄着根枣木拐杖，摸着金黄的麦子，笑得眼睛都眯了，皱纹挤在一起：“建国啊，你们这批娃娃，真是好样的！比第一批知青上手还快，给咱进博村长脸了！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多了两成，年底咱村能给大伙多分点粮食！”
崔建国站在麦田里，风吹过麦浪，“哗啦”作响，像在唱歌。他看着杨队长和陈书记的笑脸，心里暖烘烘的——这是他第一次靠自己的双手，种出这么好的庄稼，这种踏实感，比在城里考满分还让人高兴。
年底的时候，陈书记把崔建国叫到了村支部。村支部是间比知青点好点的土坯房，墙上挂着“农业学大寨”的标语，屋里摆着一张旧木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个掉了瓷的搪瓷缸，里面泡着茶叶。陈书记坐在炕沿上，示意崔建国也坐，慢悠悠地喝了口茶：“建国，你是这批知青里文化最高的，高中毕业，还带着这么多书。咱村的学校缺老师，娃娃们上学得走好几里地去邻村，村里的老人们也大多不认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时候领救济粮，签个字都得求别人。我和杨队长商量了，想让你去学校教书，你愿意不？”
崔建国愣了一下，手里的搪瓷杯差点没拿稳，茶水晃出了点：“教书？陈书记，我……我能行吗？我没教过书，连给人讲题都没试过。”
“咋不行？”陈书记放下搪瓷杯，语气很肯定，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你识文断字，又踏实细心，教娃娃们读书写字没问题。至于老人们扫盲，你就从最简单的教起，先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再教他们算算数，哪怕就会写个名字、算个账，也是好的。咱进博村不能一直是‘睁眼瞎’村，得有文化，才能有奔头。”
崔建国的心猛地一跳，像有只小鼓在敲。他想起自己来的时候，带着一箱子书，总觉得自己这“知识分子”的身份，在黄土地上没什么用——锄地不用算三角函数，施肥不用背唐诗宋词。可现在陈书记的话，像一束光，突然照进了他心里：原来，他的知识，也能在这片土地上派上用场；原来，除了种庄稼，他还能为这里的人做更多事。
“我愿意！”崔建国的声音有点激动，眼睛亮了起来，像天上的星星，“陈书记，您放心，我一定好好教！娃娃们的课我会备好，老人们的扫盲班我也会好好办，不让您和杨队长失望！”
陈书记笑了，拍了拍他的肩膀，手掌上的老茧蹭得他有点痒：“好！从明年开春起，你就去学校报到，学校里还有个王老师，是邻村的，教了十几年书，你有不懂的就问她。这扫盲的任务重，你可得多费心，村里会给你记工分，不亏了你。”
从村支部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天上的星星亮得晃眼，密密麻麻的，像撒了把碎钻。崔建国走在土路上，脚步比来时轻快多了，他想起杨队长说的山丹丹花，想起自己在地里挥汗如雨的日子，想起那些被他教会锄地的知青同伴，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也像那山丹丹一样，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绽放方式——不是在城里的课堂，而是在这黄土地的学校里，用知识点亮别人的路。
开春的时候，崔建国走进了进博村小学。学校是两间土坯房，一间给娃娃们上课，一间当办公室，窗户糊着的油纸破了好几个洞，风一吹就“哗啦”响，杨队长特意让人找了块新塑料布，把破洞补上了。教室里的桌子是用土坯砌的，上面铺着块木板，高低不平；黑板是用墨汁刷的木板，写不了几个字就泛白，得时不时再刷层墨汁。
第一天上课，崔建国站在黑板前，看着台下十几个穿着打补丁衣服的娃娃，他们睁着好奇的眼睛，有的手里还攥着块啃剩的玉米饼，却坐得笔直。他深吸一口气，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进博村”三个字，声音比第一次锄地时稳多了：“同学们，今天我们先认识我们的家乡，它叫‘进博村’……”
娃娃们跟着他念，声音奶声奶气的，却很响亮，飘出教室，落在外面的黄土路上。晚上的扫盲班更热闹，来了二十多个人，有扛着锄头刚从地里回来的汉子，裤脚上还沾着泥；有抱着娃的媳妇，娃娃在怀里睡得香；还有头发花白的老奶奶，手里拄着拐杖。崔建国在煤油灯下摆开黑板，先教他们写“进博村”，再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
村里的张大叔，五十多岁了，一辈子跟土打交道，握着粉笔的手颤得厉害，写“张”字的时候，竖画歪得像根歪脖子树。他不好意思地笑：“崔老师，俺笨，写不好。”
崔建国走过去，站在他身后，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地写：“大叔，不笨，您看，这‘张’字，左边像个‘弓’，右边像个‘长’，您拉过弓，也种过长长的麦子，慢慢写，肯定能写好。”
张大叔跟着他的手，慢慢写出“张铁柱”三个字，虽然歪歪扭扭，却一笔没少。他看着黑板上的字，突然笑了，露出缺了颗牙的嘴：“俺也会写自己的名了！俺家娃要是知道，肯定高兴——以前他总说，爹，你咋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
往后的日子，崔建国把心彻底扎在了进博村的学校里。白天教娃娃们上课，他会带着他们去田埂上认庄稼，指着麦苗说：“这是‘麦’字，上面像麦穗，本里的故事，改成村里的事，讲“杨队长种玉米”“陈书记开荒”，娃娃们听得入迷，连下课铃响了都舍不得走。
晚上教扫盲班，他会把算术题改成“家里有五口人，每人吃两个馒头，一共要吃几个馒头”，汉子们一下子就懂了；他还会教老人们写简单的家书，比如“俺在进博村挺好的，今年收成好，别惦记”，老奶奶们一边写一边抹眼泪，说以后能给远方的儿女写信了。
有时候，杨队长会来学校看他，手里总不忘带一把刚采的山丹丹花，插进他办公桌上的搪瓷杯里。山丹丹花鲜红，搪瓷杯掉了瓷，却格外配。杨队长会站在教室门口，看着崔建国给娃娃们上课，等下课了才走过去，拍着他的肩膀：“建国，你看这花，开得多艳。你现在，就像这山丹丹，在咱村里，活出了样子，比在地里种庄稼还让人高兴。”
崔建国看着搪瓷杯里的山丹丹花，花瓣上还带着露水，心里暖烘烘的。他知道，自己的人生，从1974年走进进博村的那天起，就和这片黄土地、和这里的人，紧紧连在了一起。那些在地里挥汗的日子，那些在课堂上教书的时光，那些娃娃们的笑声、老人们的笑脸，就像山丹丹花一样，永远开在了他的记忆里，红艳艳的，一辈子都忘不了。
后来有人问过崔建国，后悔来进博村吗？他总是笑着摇头，指了指胸口——那里的口袋里，永远装着一页夹着山丹丹干花的纸，纸上写着他刚到村里时，杨队长教他的第一句庄稼人的话：“土地不欺人，用心待它，它就给你最好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