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江湖：物是人非
父亲的老烟斗挂在堂屋的墙钉上时，总像一枚凝固了时光的琥珀。烟杆是早年他从山里砍的枣木，被几十年的手掌摩挲得泛着温润的红，烟锅边缘积着一层薄薄的炭黑，那是岁月烧出的印记——每一道纹路里，都裹着工地的灰、汗水的咸，还有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人和事。每天傍晚，父亲总会踩着暮色从外面回来，先摘下墙上的烟斗，坐在门槛上慢悠悠地装烟丝。烟丝是老家寄来的旱烟，金黄里带着点褐，装烟时他手指要捻得碎碎的，再一点点填进烟锅，动作慢得像在完成一件郑重的仪式，仿佛每一粒烟丝里都藏着要细细回味的故事。
我小时候总爱蹲在他身边看，看他用火柴点燃烟丝——划火柴时他总习惯性地挡一下风，火苗窜起的瞬间，能照见他眼角的细纹。第一口烟吸进去时，父亲眉头会轻轻皱一下，再缓缓吐出一圈白雾，白雾裹着淡淡的烟香，飘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和着远处田埂上的蛙鸣、邻居家的狗吠，成了我童年最熟悉的傍晚图景。那时父亲还在城郊的建筑队干活，每天天不亮就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出门，车把上挂着母亲准备的饭盒，里面是两个白面馒头和一碟咸菜。晚上回来时，他裤脚常沾着泥点，袖口蹭着水泥灰，连头发丝里都藏着细小的沙砾，可只要一摸起这烟斗，脸上的疲惫就会少几分，偶尔还会跟我讲起工地上的事。
“今天跟卫国搭班子，那小子力气大，扛着钢筋跑三楼不喘气，”他吸了口烟，烟锅的火星亮了一下，在暮色里像颗小小的星，“中午吃饭时，他偷偷塞给我一个肉包子，说是他媳妇早上蒸的，还热乎着呢——你婶子要是知道了，准得说他偏心。”卫国是父亲的老乡，俩人都是从鲁南的小山村出来的，一起在这个建筑队待了快十年。父亲总说，在工地上，“老乡”两个字比啥都金贵，不是亲兄弟，却比亲兄弟还亲。谁要是感冒发烧起不来床，另一个准会帮着顶班，还会把热好的饭菜端到床头；谁要是家里寄了钱没到，对方就算自己紧巴点，也会凑出几块钱让他先买包烟、添双袜子。那时的工地就是个小江湖，没有复杂的规矩，没有弯弯绕绕的算计，只有最实在的互相帮衬——你帮我递块砖，我帮你扶下梯子，汗流在一块儿，心就贴在一块儿。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零下十几度，工地上要赶工期，父亲和卫国负责给墙体浇筑水泥。水泥浆刚搅拌好时还冒着热气，可一碰到寒风就凉得快，没一会儿就结了层薄冰。父亲的手冻得红肿，指关节粗得像小萝卜，拿铁锹的姿势都有些僵硬，握在铁锹把上的手时不时要搓一搓。卫国见了，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厚手套摘下来塞给父亲：“你手比我糙，我年轻，扛冻！”那手套是卫国媳妇特意给他织的，藏青色的线，还带着点绒，暖得很。父亲不肯要，俩人推来推去，最后干脆一起戴一副手套——父亲扶着铁锹把，卫国使劲往下压，俩人胳膊贴在一块儿，互相借着劲，水泥浆顺着铁锹流进模板里，在寒风中慢慢凝结成坚硬的墙。
那天晚上收工，俩人坐在工棚里，就着一个搪瓷缸子喝白酒。白酒是散装的，辣得烧心，却能暖身子。父亲拿出烟斗，给卫国也装了一烟锅，烟丝燃着的味道混着白酒的醇香，在狭小的工棚里弥漫开来。工棚外的风呜呜地刮着，卷起地上的积雪，可棚里却暖烘烘的。卫国咂着烟，眯着眼睛说：“哥，等这工程干完，咱们一起回趟老家，看看家里人去。我媳妇说，咱妈最近总念叨你，说你去年带的那包茶叶好喝。”父亲点点头，烟圈从他嘴里吐出来，慢慢飘向工棚的窗户，窗外是漫天的雪花，一片一片落在玻璃上，很快就化了。“行，”他说，“到时候咱给妈多带两包，再给你家娃买个新书包。”
后来建筑队换了老板，新老板姓王，四十多岁，中等身材，总穿着件黑色的皮夹克，梳着油亮的背头，说话时嘴角总带着点似笑非笑的弧度。大伙儿都叫他“王总”，可私下里却更愿意叫他“老王”——总觉得“总”字太生分，也太假。老王为人精明，眼睛里好像总在算着什么，刚接手工地没几天，就把原本一天三十块的工钱降到了二十八，还说“现在活儿不好找，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有的是人来”。工友们虽有不满，可想着家里的老人孩子，想着要交的房租、要凑的学费，也都忍了——在城里讨生活，能有份活干就不错了，哪还敢挑三拣四。
杨爱国是工地上的木工，比父亲小五岁，手巧得很，打出来的木架又结实又规整。他岳父张老汉跟父亲、卫国在同一个班组，负责搬砖和搅拌砂浆。张老汉快六十了，背有点驼，是年轻时在老家种地累的，手上的老茧比砖还厚，裂开的口子常年合不上，贴满了胶布。他每天天不亮就跟着大伙儿上工，中午啃两个馒头，就着自带的腌萝卜，下午接着干，从不喊累。休息时他总坐在角落里，拿出孙子的照片看，照片都快被摸得起了毛。他总跟父亲说：“趁还能动，多赚点钱，给孙子攒点学费。娃聪明，老师说将来能考上大学，可不能因为没钱耽误了。”父亲和卫国都可怜他，重活累活总想着多帮衬一把——搬砖时父亲会多替他搬两摞，搅拌砂浆时卫国会多揽着点力气活。有时候卫国还会把自己的烟丝分给他一些，张老汉每次都攥在手里，舍不得抽，说要带回家给儿子抽：“我儿子在工地上开塔吊，比我累，抽点烟解乏。”
出事那天是个闷热的下午，太阳毒得像要把人烤化，空气里飘着尘土的味道，连风都是热的。工地上的吊机正在往三楼运钢筋，粗粗的钢筋捆了好几捆，用钢丝绳勒着，吊在半空中晃晃悠悠。张老汉负责在楼下扶着钢筋，防止晃动碰到旁边的脚手架。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领口都磨破了，额头上的汗顺着皱纹往下流，滴在地上，很快就干了。父亲当时正在不远处砌墙，手里的砖刀敲在砖上，发出“砰砰”的响。突然，吊机的钢绳“咔嗒”响了一声，那声音很脆，在闷热的空气里格外刺耳。谁都没反应过来，捆着钢筋的绳子就松了——后来才知道，是钢丝绳早就磨出了裂痕，老王为了省成本，没舍得换。
几根粗重的钢筋从三楼掉了下来，带着呼啸的风声，正好砸在张老汉身上。“轰隆”一声闷响，父亲回头就看见张老汉倒在血泊里，手里还攥着半截没吃完的馒头——那是他中午没吃完剩下的，准备下午饿了再吃。父亲和卫国疯了似的冲过去，想把钢筋挪开，可钢筋太重了，俩人使出全身力气，脸憋得通红，也只挪开一点缝隙。张老汉的眼睛还睁着，嘴唇动了动，嘴里断断续续地说着：“孙子……学费……”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没等救护车来，头就歪了过去，眼睛里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
张崇明接到消息赶来时，骑着辆破摩托车，车后座还挂着给父亲买的降压药——张老汉前几天跟他说，父亲总头晕，让他顺路带点药。他冲进工地，看到围了一圈人，心里咯噔一下，拨开人群就往里面挤，嘴里喊着“我爹呢？我爹呢？”父亲说不出话，只是指着地上盖着的帆布——那是工地上用来盖水泥-张崇明像是全身力气都被抽走一般，双腿一软便直接瘫倒在地。他紧紧抱住父亲的胳膊，泪水如决堤般汹涌而出，仿佛一颗颗断线的珍珠，不停地砸落在父亲的裤腿上。
哥啊！我的爹爹怎么就这样突然离我而去了呀！今早他出门的时候明明还跟我说过，等到这个月月底发了工钱之后，就要赶回老家去看看咱们家那可爱的小孙子...... 然而，尚未把话说完，张崇明已经哭得昏死过去了。
一旁的众人见状，急忙手忙脚乱地掐着他的人中，过了好一会儿，张崇明才缓缓苏醒过来，并带着满脸泪痕对着爱国说道：爱国哥哥，请您务必多多费心处理一下咱家老爹的身后事吧。
卫国默默地看着爱国，然后又转过头来安慰崇明道：放心吧弟弟，我们一定会妥善安排好张叔叔的葬礼事宜，让老人家能够安息。毕竟这辈子，他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
就在那个夜晚，父亲并没有回到家中，而是独自一人留在了简陋的工棚里面，整整守护了一宿。只见他从怀中掏出那支破旧不堪的烟斗，装上满满一锅烟丝后，却并未点火吸烟，仅仅只是死死地攥住它，以至于连烟杆都被他握得微微发烫起来。坐在他旁边，也没说话，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地上的烟蒂堆了一堆。工棚里很静，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狗吠声，还有远处工地塔吊的轰鸣声——老王没让停工，说“工期不能耽误”，晚上还有夜班的工友在干活。父亲看着远处的灯光，心里像堵了块石头，闷得慌。他想起张老汉早上跟他说的话：“老陈，你看我这烟丝，是我儿子给我买的，比你的好，明天分你点。”可现在，那烟丝还在张老汉的口袋里，人却没了。
第二天一早，老王就来了工地，身后跟着两个穿西装的人，手里提着黑色的公文包，看着像机关单位的人。他没去看杨爱国，也没提张老汉的后事，只是让工头把杨爱国叫到工棚里。父亲不放心，拉着卫国跟在后面，站在工棚门口听着。工棚里，老王从包里掏出三叠钱，放在桌子上，红色的钞票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扎眼。“这是三万块，”老王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一点情绪，“丧葬费、抚恤金都在这儿了，你签个字，这事就算了了。”
杨爱国红着眼睛，双手撑在桌子上，指节都泛了白。他看着桌子上的钱，又想起父亲倒在地上的样子，眼泪掉在钱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三万块？”他声音沙哑，“我爹在这儿干了三年，每天起早贪黑，就值三万块？”老王皱了皱眉，语气里多了点不耐烦：“小伙子，话不能这么说。工地上出事难免，我能给你三万块，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要是不签，这钱你一分都拿不到，到时候你爹连口棺材都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