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小王和小刘立刻站起身，朝着外面走去。
看着小王和小刘离去的背影，小张说道：“站长，我们能相信他们吗？万一他们再次背叛我们怎么办？”
“现在我们只能相信他们。”白良沉声说道，“松本健一的阴谋很周密，如果我们不将计就计，就会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且，他们的家人还在松本健一的手里，他们不敢轻易背叛我们。”
接下来的两天里，小王和小刘按照白良的安排，不断地向松本健一传递假消息，同时也在暗中打探特高课的布置和家人被关押的位置。他们利用松本健一对他们的信任，成功打探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松本健一在汇丰银行周围的十个建筑里都布置了兵力，每个建筑里都有至少五名特高课成员和两挺机枪；装甲车停在汇丰银行对面的街道上，随时可以发动攻击；他们的家人被关押在特高课监狱的地下一层，那里守卫森严，有二十多名日军士兵看守。
白良根据小王和小刘打探到的信息，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兵分三路，一路由小张带领五名队员，在汇丰银行周围的建筑里埋下炸药，在日军发动攻击的时候引爆炸药，扰乱日军的部署；一路由白良带领八名队员，假装袭击日军的运输车队，引诱松本健一的主力部队出动；还有一路由两名队员带领地下党的同志，趁乱袭击特高课的监狱，救出小王和小刘的家人。
三天后，行动正式开始。
上午十点，日军的运输车队准时出现在法租界的汇丰银行门口。车队由五辆卡车组成，每辆卡车都由两名日军士兵守卫。
白良带领队员们隐藏在汇丰银行周围的小巷里，看到运输车队出现，他举起手，示意队员们准备行动。
就在这时，松本健一的声音突然从扩音器里传来：“白良！我知道你在这里！你已经落入了我的埋伏圈！识相的话，就立刻投降！”
白良的心中一沉，他没想到松本健一竟然会提前暴露。他知道，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必须立刻调整计划。
“动手！”白良大喊一声，率先冲了出去，朝着运输车队开枪射击。队员们也纷纷冲了出去，与日军士兵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松本健一被调离上海后，特高课的权力暂时由副课长小林太郎接管。
此人矮壮身材，肩膀宽得像头蛮牛，脸上一道从眉骨延伸到下颌的刀疤格外狰狞，那是早年在中国东北清剿抗日武装时留下的印记。刀疤在他阴沉的脸上扭曲着，配上一双布满血丝的三角眼，望去便让人不寒而栗。他虽无松本健一那般深不可测的狡猾城府，却有着更胜一筹的凶残暴戾，行事只懂杀戮与威慑，仿佛一头失控的野兽。小林太郎深知自己资历尚浅，在特高课内部根基不稳，要稳住位置并向上爬，必须用最铁血的手段肃清上海的抗日力量，同时以高压统治震慑市井百姓，以此向日军总部邀功请赏。上任当天，他就将特高课的审讯室重新翻修，增添了数十种新式刑具，从烧红的铁钳到带倒刺的鞭梢，甚至还有专门用来折磨人的水牢，扬言要让所有反抗日军的人都尝尝“地狱的滋味”。
小林太郎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扩大搜捕范围，将特高课的爪牙撒遍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他不仅对上海站的残余势力紧追不舍，更是将矛头毫无差别地对准了普通百姓——凡是家中藏有抗日传单的、与地下党有过零星接触的、甚至只是在街头议论过日军暴行的人，都被他冠以“通敌”的罪名强行抓捕。特高课的审讯室从此日夜灯火通明，凄厉的惨叫声穿透厚重的墙壁，在整条街上回荡，不绝于耳。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身着黄皮军装的日军士兵拖拽百姓的身影，老人的哀嚎、妇女的哭喊、孩童的啼哭交织在一起，鲜血染红了青石板路，顺着石板的纹路蜿蜒流淌，在街角积成一滩滩暗红的印记。日军还在各个路口设置岗哨，对来往行人肆意盘查，稍有不顺从便拳脚相加，甚至直接开枪射杀。整个上海仿佛被一张黑色的恐怖大网笼罩，昔日繁华的街巷变得死气沉沉，百姓们出门都要提心吊胆，说话不敢高声，眼神里满是惊恐与绝望，陷入了比松本掌权时更深的白色恐怖之中。
沪西的一处贫民窟，是上海最贫困的区域之一，这里的百姓大多是流离失所的难民，靠着打零工和捡破烂勉强糊口。可即便是这样一处毫无反抗之力的地方，也没能逃过小林太郎的魔爪。为了搜寻白良的踪迹，日军士兵将整个巷子围得水泄不通，枪口对准了巷子里手无寸铁的百姓。他们像一群闯入羊群的恶狼，踹开每一户人家破旧的木门，“哐当”的撞门声在巷子里此起彼伏。进屋后，他们翻箱倒柜，将百姓们仅有的一点口粮、几件破旧衣物扔得满地都是，稍有反抗便拳脚相加，耳光声、闷哼声不绝于耳。一位头发花白的年迈老人，佝偻着身子，死死护着床底藏有抗日传单的木箱——那是前几天地下党同志悄悄放在他家暂存的。一名日军士兵见状，二话不说，抬起穿着皮靴的脚就朝着老人的胸口踹去，老人惨叫一声，像一片枯叶般倒在地上，嘴角涌出鲜血。日军士兵还不罢休，又上前对着老人的腹部狠狠踩了几脚，直到老人的呼吸渐渐微弱，最终一动不动地倒在自家门口，浑浊的眼睛里还残留着不甘与绝望。老人年仅六岁的孙子，扎着两个羊角辫，看到爷爷被打死，哭喊着“爷爷”扑了上去，却被另一名日军士兵一脚踹飞出去，小小的身体重重撞在墙角的石头上，额头瞬间裂开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只剩下微弱的呻吟。
巷子里的百姓们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后或墙角，紧紧抱着孩子，捂住他们的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有人偷偷抹着眼泪，眼神里满是愤怒，却又敢怒不敢言，只能在黑暗中默默流泪，将这份屈辱与仇恨深埋心底。
这一切，都被潜伏在附近一处破败阁楼里的白良看在眼里。阁楼的窗户早已破损，只剩下几块残缺的木板，白良躲在木板的缝隙后，将日军的每一处暴行都尽收眼底。他的拳头早已攥得咯咯作响，指甲深深嵌入掌心，渗出血丝，滴落在布满灰尘的地板上，却浑然不觉。小张倒在苏州河边的身影、小王挡在他身前中枪的模样、小刘临死前不甘的眼神，还有无数牺牲战友的面容，一幕幕在他脑海中闪过，与眼前百姓的苦难交织在一起，让他的怒火如同火山般即将喷发。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眼神里的寒意足以冻结空气，仿佛能将眼前的日军都凌迟处死。“小林太郎……”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刺骨的恨意，“我会让你为你的暴行，付出最惨痛的代价。”白良深吸几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怒火，他知道，愤怒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冷静才能制定出周密的计划，才能为牺牲的战友和受苦的百姓报仇。他缓缓松开拳头，掌心的伤口传来刺痛，却让他更加清醒——现在的每一分隐忍，都是为了日后更致命的反击。
白良清楚地知道，复仇绝不能鲁莽行事。经过之前汇丰银行的失利，上海站损失惨重，原本二十多人的队伍，如今只剩下不到十名队员，而且不少人还带着伤，实力大损。如果贸然出击，不仅报不了仇，还可能让上海站彻底覆灭，辜负了牺牲战友的期望。他必须制定周密的计划，精准打击日军的要害，既为牺牲的战友和受苦的百姓报仇雪恨，也要通过一场胜利重振抗日志士的士气，让上海的百姓们看到反抗的希望。回到临时潜伏点——一处隐藏在废弃仓库深处的地窖后，白良立刻召集了所有队员。地窖里昏暗潮湿，只有一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芒，映照着队员们疲惫却坚定的脸庞。白良将自己看到的日军暴行一一告知队员，话音刚落，地窖里就响起了队员们压抑的怒吼声。“站长，我们跟小鬼子拼了！”一名年轻队员猛地站起身，拳头攥得紧紧的，眼里满是怒火。“冷静！”白良按住他的肩膀，沉声道，“我们现在人少力薄，硬拼只会白白牺牲。我们要让每一颗子弹都发挥作用，每一次行动都直击敌人要害。”队员们渐渐平静下来，眼神里的怒火转化为坚定的决心，纷纷看向白良，等待着他的命令。
制定计划的第一步，是摸清敌人的底细。白良当即下令，让队员们分成三组，分散开来，深入上海各个区域，全方位打探小林太郎的行踪、特高课的新据点具体情况以及日军的布防细节。为了确保情报的准确性，白良还特意联系了地下党的同志，请求他们协助打探消息。接下来的三天里，队员们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各种身份——拉黄包车的车夫、挑着担子的小贩、街头的乞丐，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小心翼翼地搜集情报。他们白天潜伏观察，晚上悄悄返回地窖，将打探到的信息一一汇报给白良。几天后，队员们陆续带回了详细的情报，白良将这些情报汇总整理，在一张简陋的上海地图上标记出来。根据情报显示，小林太郎生性多疑，平时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特高课新据点——原法租界的一处洋楼内。这处洋楼原本是一名法国商人的住所，建筑坚固，易守难攻，如今被日军改造为特高课据点后，戒备更是森严到了极点：外围围有三层通电的铁丝网，铁丝网外还挖了壕沟；门口有两名日军宪兵二十四小时值守，配备了机枪；洋楼内部还有十多名特高课的精锐队员轮流巡逻，每小时换一次岗；洋楼的窗户都安装了防弹玻璃，门口和走廊里还安装了警报装置。此外，情报还显示，小林太郎为了向日军总部汇报工作，每天傍晚六点，会准时乘坐一辆重型装甲车，从特高课洋楼出发，前往虹口区的日军宪兵司令部，这段路程大约两公里，途中会经过三条僻静的小巷，这三条小巷两侧都是高墙，路面狭窄，车辆只能缓慢通行，是下手的绝佳时机。
白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仔细研究着这些情报和地图，眉头紧锁，反复推演着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他用手指在地图上沿着日军装甲车的行驶路线划过，最终停在了三条僻静小巷中的一条——同德巷。“小林太郎的装甲车是重型的，防护严密，正面攻击肯定不行，子弹根本打不穿装甲。”白良抬起头，对着围在身边的队员们说道，同时用手指着地图上的同德巷，“这条同德巷最窄，两侧都是三米多高的高墙，装甲车在这里只能以每小时不到十公里的速度缓慢行驶，机动性完全发挥不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埋伏，用烈性炸药炸毁装甲车，然后趁乱解决小林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