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分发到百姓手中，便是远远瞧上一眼的机会都不曾再给。
倘若他们不曾听说秦国百姓人人可用，或许还能安于现状、默默承受。
可一旦知晓同为黎民，彼处之人竟已享此便利，而己身仍困于旧法苦役之中，心头难免涌起不甘与愤懑。
虽不至于揭竿而起、犯上作乱，但这股郁结之气，已在民间悄然弥漫开来。
对君上的敬畏未失，却已多了一丝怀疑；对贵族的信任尚存，却已掺进几分失望。
而对于身处秦国的普通百姓而言，其他诸侯国的平民也不免生出几分向往与羡慕之情。
当然，在列国之中，并非无人察觉到这一变化背后的深意。
然而即便有人看透，也无能为力——纵使他们也希望像秦国那样，向庶民分发那些先进的农耕、纺织与水利工具，现实却根本不允许。
其一，各国自身或世家内部早已缺乏足够的匠人资源，来大规模制造这些新式器具；
其二，秦国采取的是“先发放、后兑换”的方式，让百姓提前使用再逐步偿还。
若他国君主或贵族想要效仿，首先就得掂量：自己的国库或家底是否撑得住如此庞大的前期投入？
更关键的是，这项政令能否真正推行下去，仍是未知数。
毕竟其余诸侯国君的权威远不及秦王嬴政那般强势，无法压服国内盘根错节的权贵势力。
一旦提出此类举措，势必引发朝中公卿、官吏之间的激烈争辩。
你来我往地争论不休，或许拖上数月乃至数年，才勉强达成口头共识。
而更多时候，不过是吵得热闹，最终不了了之。
即便最终通过决议，真正落实到地方，又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
其三，就算他们想从巴清麾下的商队手中购买那些从秦国“偷运”出来的新式器具，也难以大批量购入。
原因显而易见：巴清的商队冒着被发现即斩首的风险，将这些器物悄悄带出国境，自然要抬高价格，动辄溢价数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
若无厚利可图，谁又愿意铤而走险做这等买卖？
因此，多重因素叠加之下，这些提升民生效率的新工具，几乎不可能在其他诸侯国的民间广泛普及。
四年过去，除了各国君主与权贵私有的田庄已陆续配备之外，其余地方仅有极少数本身精通手艺的百姓，凭借见过实物后的粗略印象，自行摸索仿制，才勉强得以使用。
反观秦国，却借由这些器具的对外流转，从列国权贵手中攫取了巨额财富。
然而，这类收入若与纸张带来的利润相比，仍相去甚远。
自古以来，文书多以竹简书写，或用丝帛誊录，前者笨重不便，后者昂贵难承，皆不利于日常使用。
而新出现的纸张则轻薄柔韧，兼具丝帛之细腻却不具其价，拥有金石之耐久却无其沉重。
一经巴清商队悄然推广至列国，立刻在各国君主、贵族、学派学者与天下士人之间掀起热潮。
纸张实在太过轻巧雅致，令人爱不释手。
更何况，哪一家权贵、哪一派学者，没有几卷传世典籍刻于竹简之上？又有谁不渴望将自己的家学或着作，誊写于洁白如雪的纸上呢？
可以说，几乎所有有身份、有学问之人，心中皆怀此愿。
因此，每当巴清的商队冒险将仅限秦国内部使用的“秦纸”偷偷运入他国，消息甫一传出，各国君卿、学派名士便争相抢购，往往瞬间售罄。
近两年来，工部中的墨家弟子还对造纸工艺进行了精进：
例如，在原本纯净的纸浆中掺入天然香料，使成纸自带幽微清香；
又如，在纸张定型时巧妙嵌入各诸侯国的国名印记，使其成为专属定制的“赵纸”、“楚纸”、“魏纸”等品类。
这些升级后的纸张更为精致奢华，深受各国上层青睐，需求日益旺盛，几近供不应求。
于是到了后期，巴清的商队干脆不再经营其他货物，专事纸张贩运，客户也锁定在列国权贵、学派领袖与饱学之士之间，生意愈加兴隆。
毫不夸张地讲，秦国当年灭韩那场大战的军费，大半是靠这几年卖纸挣来的银钱撑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