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哪里开始着手那？
乱象的根源究竟何在？
从漕运贪渎到律法失效，从吏治崩坏到藩王军阀割据，所有这些表象都指向同一个本质：中央集权已经失去了约束力。
当权力无法有效约束四方时，在王朝末日的恐慌笼罩下，从封疆大吏到地方小吏，从藩王到乡绅，每一个个体或集团，其行为逻辑都必然被最原始的生存焦虑所重构。所有人都被卷入“人人自保→秩序瓦解→更需自保”的死亡螺旋。
漕运贪渎，不过是这套逻辑在经济命脉上具象化的表现罢了。
所以，表面上看，拯救大明，首先就是要拯救并强化中央集权，通过统一的集权体系来推动社会治理和发展。
那么，问题又来了：中央集权的约束力，又是怎么没的那？
任风遥清楚知道，朝堂的党争、边患等问题，仅仅明末集权崩塌后的结果。明末中央集权的消亡，是财政枯竭、军权旁落、官僚体系失效、皇权决策失能四大核心板块层层崩坏、互相掣肘的结果，且从万历中后期开始持续发酵，到崇祯朝彻底积重难返。
所以，破局的关键，不是让皇权体制“永生”，而是借助“大明”这个正统符号，以强力重建新秩序，再在新秩序的基础上，缓慢改造旧体制的弊端。
——
重建大明秩序，绝非简单地恢复旧有官僚体系的运转，而是要在旧王朝的废墟上，搭建一个能让社会重新运转、让利益重新分配、让希望重新萌生的新框架。
这本质上是一场以武力为基石、以经济为杠杆、以制度创新为方向的系统性再造。
任风遥在内心默默推演，得出的第一结论是，必须先展示强大的威慑力。没有压倒性的武力威慑，任何政令与道德说教都是空谈。所以，他必须要选择好“目标”：威慑谁？
其次，打破了旧“平衡”后，必须立即提供一个新的、更优的生存选项，否则，会立即陷入更深的混乱。
最后，当武力立威和利益驱动见效后，便需要将临时措施固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哪怕先从局部开始。
这一切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崇祯的旨意能再次畅通无阻，而是打造一个以“我”为核心、高效廉洁、利益共享的“秩序样板区”。
这个样板区本身，就是未来天下秩序的核心雏形，与最有说服力的广告。
思路清晰后，任风遥看向那仍在颓废中的李嵩，淡淡道：“新世界需要有先驱者，你，愿意参与进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