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深处，一间新辟的、戒备森严程度不亚于指挥部机要室的石屋里，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滴出水来。
这里被临时命名为“证物陈列与整理中心”，门外是双岗武装哨兵，内部没有窗户，只有几盏功率充足的汽灯，将惨白的光线均匀地洒在房间每一个角落，也照亮了那些摆放在长条木桌上、覆盖着白布，却依然散发出无形寒意的物件。
长桌被分成了几个区域。
一个区域堆放着从“毒牙”和津浦线专列上缴获的文件、图纸、实验报告，纸张泛黄或崭新，上面写满了日文、德文，夹杂着冰冷的数据、复杂的化学式和令人不寒而栗的解剖草图、病理照片。
另一个区域摆放着各种瓶瓶罐罐，玻璃器皿在灯光下反射着幽冷的光，里面是颜色各异的液体、粉末，或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难以辨认的生物组织标本。
最触目惊心的是中间一个单独用玻璃罩隔离的区域，里面整齐排列着几个金属箱，箱体上“樱花7型”、“绝密”、“剧毒”等标签清晰可见。
旁边还散落着一些特殊的器具：带有固定锁扣的金属床架、布满针孔和观察窗的密封箱、连接着复杂管路的防毒面具和防护服残片、以及几枚未引爆的、外壳涂有彩色标志的毒气弹模型。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混合了福尔马林、化学试剂、旧纸张和一丝若有若无甜腥气的复杂味道，让人不由自主地屏住呼吸。
金英子带着宣传部的几名骨干干事，以及程清漪、叶小青，还有两名从敌占区投奔过来的、懂日文和德文的知识分子，正围着长桌，进行着极其细致、却也极其折磨人的工作。
他们的任务，是将这些散乱的、专业的、冰冷的罪证，进行系统性的分类、编号、登记、翻译关键部分，并挑选出最具冲击力、最能说明问题、也相对适合公开的部分，进行翻拍、拓印或誊抄。
程清漪负责鉴定文件的专业内容和危险性，她的脸色比桌上的白布还要苍白，拿着镊子的手微微颤抖，但眼神却异常坚定，仿佛要将这些纸页上的每一个罪恶符号都刻进脑子里。
她不时低声用中文解释着某份文件的关键性：“这份是‘樱花7型’的稳定性测试报告，用十二名……‘马路大’在不同温湿度环境下做的……这份是‘毒牙’与德国法本公司关于神经毒剂增效剂的技术转让备忘录……
还有这个，是井下的手令，批准对一批‘反抗意识强烈’的俘虏使用高浓度芥子气，观察其‘心理崩溃临界点’……”
每说一句，旁边负责记录的金英子或干事，笔尖就在纸上划出深深的痕迹，仿佛带着无尽的愤怒。
叶小青则重点检查那些与医疗、人体损伤相关的照片和记录，她的眉头紧紧锁着，不时摘下眼镜，用力按压着鼻梁，才能勉强压下胃里的翻腾和眼眶的酸涩。
那些被毒气灼伤溃烂的皮肤照片，那些记录着“马路大”从感染细菌到死亡全过程的、标注着精确时间的观察日志，那些被开膛破肚、脏器被取出“研究”的遗体照片……每一张，都是对“人”这个字最残忍的践踏。
“金部长，”叶小青的声音有些沙哑，她指着一份用日文写得密密麻麻的、像是病历又像是实验记录的册子，“这部分，记录了他们故意让俘虏感染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然后观察发病过程，测试不同‘疗法’（实际上是不同毒剂或细菌变种）的效果……
很多记录后面，都标注着‘死亡’、‘脏器取样’、‘焚烧’……这不仅仅是罪行，这是反人类罪的教科书。”
金英子重重地点头，眼中燃烧着火焰：“都要整理出来！拍照！翻译摘要！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必须让全世界都看到！
小鬼子不是整天鼓吹什么‘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吗？就让他们自己写的、自己拍的这些东西，扇他们的脸！”
工作在进行，但进展并不快。一方面是证据数量庞大，专业性强，需要仔细甄别；另一方面，是这个过程本身对参与者的精神是一种巨大的煎熬。
空气中弥漫的不仅是化学品的味道，更有一种沉重的、几乎令人窒息的悲愤。
几天后，初步的整理和筛选工作告一段落。一份份精心挑选、附有照片、图纸和关键内容翻译摘要的“证据包”，被分门别类地封装好。
其中一份是“核心罪证摘要”，包含了“樱花”毒剂研制计划、活体实验记录、与德国合作文件、以及井下彦一等人的手令等最致命的材料。
另一份是“医疗与人道灾难证据”，聚焦于靠山屯袭击的现场照片，由金英子亲自带人冒险返回拍摄、伤员惨状记录、叶小青整理的救治报告，以及“毒牙”内部那些触目惊心的活体实验照片和日志。
还有一份是“技术罪证分析”，由程清漪主笔，用相对通俗的语言，解释了日军生化武器的原理、危害和其违反国际公约的性质。
这些“证据包”，将通过不同的渠道，流向不同的方向。
深夜，指挥部。李星辰、慕容雪、金英子、阮红玉围坐在一起。桌上摊开着几份刚刚封装好的“证据包”样本。
“渠道都确认了吗？”李星辰问，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
“确认了。”慕容雪回答，语速很快，“第一路，通过我们在上海、香港、澳门的地下交通站和同情我们的外国记者、商人，将部分经过处理的照片和摘要，设法送交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主要外国通讯社驻华机构，以及《大公报》、《申报》等有影响的国内报纸。
同时，利用我们控制的秘密电台，用明码和几种常用密码，向全国播发罪行摘要，特别是靠山屯惨案。”
“第二路，”阮红玉接口，她换上了一身利落的商贾打扮，眼中精光闪烁，“我亲自跑一趟天津和北平。我们在租界有几个可靠的关系，能接触到瑞士、瑞典等中立国的外交人员和红十字会代表。
可以把更详细、但不过分暴露我们情报来源的证据，通过他们递出去。红十字会那边，叶医生整理的医疗证据会很有说服力。”
“第三路，”金英子补充道，“通过我们在重庆、延安，以及海外爱国侨团的秘密联络点，将完整的证据副本送上去。特别是海外侨胞，他们可以利用侨报、同乡会等渠道，在国际上造势。”
“好。”李星辰点头，“记住几个原则：第一，证据要真，要硬，要能经得起最苛刻的质疑。第二，传播要有层次，先抛出最触目惊心的、容易理解的，比如靠山屯照片、活体实验描述，再逐步放出更专业的证据。
第三，保护好我们的情报来源和渠道，特别是内线和程清漪同志的身份，绝对不能被反向追踪。第四，”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凌厉，“要引导舆论，不仅揭露罪行，更要指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反人类本质的必然体现，是对全人类的共同威胁。要把我们的抵抗，置于维护人类基本良知和战争法则的道义高地上！”
“明白！”三人齐声应道。
行动立刻展开。如同一场无声的、却比任何火炮都更猛烈的舆论风暴，悄然在敌后、在租界、在海外酝酿。
几天后，沪上租界一家咖啡馆的密室里，一位化名“史密斯”的美利坚记者，颤抖着手，翻看着手中一叠清晰得令人作呕的照片和翻译稿。
照片上是靠山屯村民皮肤溃烂、痛苦死去的惨状，是“毒牙”实验室里那些被捆绑在手术台上的、眼神绝望的“马路大”，是贴着“樱花”标签的毒气弹和培养皿中蠕动的菌落。
翻译稿上，详细记录了日军用活人测试毒气剂量、细菌感染效果，以及那份与德国法本公司合作备忘录的摘要。
“我的上帝……这简直是地狱……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合谋……”史密斯记者脸色发白，喃喃自语。
他是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早就对日军的暴行有所耳闻，但如此系统、如此确凿、如此突破人类想象底线的证据摆在面前，还是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愤怒。
他知道，如果这些照片和文件是真的，这将是足以引爆全球舆论的重磅炸弹。
几乎是同时，香港的一家英文报社主编，也收到了类似的神秘邮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