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老师傅？他们愿意吗？”
“非常愿意。”娄小娥越说越自然，“很多老师傅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在家孤单。
现在有了顾问团，他们不仅能发挥余热，还能结识新朋友。
我们每月第一个周六组织集中服务，平时有急事随叫随到。”
彼得洛夫听着翻译，神情越来越专注。
“这些活动，居民需要付费吗？”
“原则上免费，只收零件成本费。”娄小娥解释，“如果居民经济困难，连零件费都可以从胡同公共基金里支出。我们的理念是，技术应该服务大众，而不是成为赚钱的工具。”
参观继续进行。
一行人又看了胡同的种植园、公共淋浴间、刚刚修葺完成的房屋。
每到一处，都有居民自发介绍，虽然语言朴实，但那份自豪和真诚感染了每个人。
最后，大家回到学堂，进行小型座谈。
彼得洛夫显然有很多问题：“李主任，我有一个疑问。
在你们国家，工厂是国有的，工人是固定岗位。
那么，工人为什么愿意花时间参与协作网的活动？他们有什么动力？”
这个问题很尖锐，现场安静下来。
李唯思考片刻，认真回答：“彼得洛夫同志，您说得对，我们的工人确实是固定岗位。
但正因如此，他们更渴望发挥自己的价值。”
他顿了顿，继续说：“一位八级钳工，在工厂里可能只是重复同样的工作。
但在协作网里，他可以帮农村公社改装农机具，可以指导年轻工人，可以解决其他厂的技术难题。
这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是金钱无法衡量的。”
“而且，”李唯补充道，“协作网不是单向付出。工人帮助了别人，当他自己或所在单位遇到困难时，也会得到帮助。这是一种基于信任和责任的互助关系。”
彼得洛夫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在我们国家，我们也尝试过组织类似的技术交流，但效果不好。工人们缺乏热情，活动流于形式。”
“这可能是因为出发点不同。”李唯坦诚地说，“如果我们把技术协作仅仅看作完成上级任务，那确实会流于形式。
但如果我们真正看到群众中蕴藏的智慧，看到那些小改小革能解决实际问题，看到工人脸上因为帮助别人而绽放的笑容，那么一切都会不同。”
座谈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外宾们问得很细，李唯、娄小娥、老韩、许大茂等人答得很实。
没有空话套话，只有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具体做法。
临走时，彼得洛夫紧紧握住李唯的手：“李主任，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切，让我深受感动。
你们找到了一种把国家需要、集体利益和个人价值结合起来的方式。
这很不容易，也很宝贵。”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这是我几十年的工作笔记，里面记录了我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和解决方法。
虽然国情不同，但我想，技术本身是相通的。
送给你们，也许有用。”
李唯郑重接过：“谢谢您，彼得洛夫同志。我们也会准备一份礼物送给代表团。”
他示意陈启明拿来准备好的礼品：一套精装的《协作通讯》合订本，一本中俄双语的《群众性技术创新案例汇编》，还有一个精致的木盒。
打开木盒，里面是王大山的播种机改装模型、重庆冲床安全装置模型、以及胡同自制的多用维修工具套装。
“这些都是协作网内普通工人和居民的创造。”李唯说，“虽然简陋，但是智慧的结晶。”
彼得洛夫抚摸着那些模型，感慨地说：“这是最好的礼物。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不只在实验室里，更在车间里、在田野上、在普通人的手中。”
送走代表团，胡同恢复了平静。
但每个人心里都不平静。
“李副局长，咱们没给国家丢脸吧？”许大茂紧张地问。
“何止没丢脸。”李唯拍拍他肩膀，“你们展示了中国工人最真实、最可爱的一面。”
娄小娥长舒一口气，才发现自己后背都湿透了。
“小娥，你今天讲得特别好。”李唯看着妻子，“特别是讲退休老师傅那段，彼得洛夫听得很认真。”
“我就是说了实话。”娄小娥不好意思地笑了，“那些老师傅确实需要被需要的感觉。”
几天后，部里传来消息：彼得洛夫回到宾馆后，连夜写了一篇长达二十页的考察报告，详细介绍了协作网的做法，并建议他们国家借鉴。
这份报告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在《协作通讯》上摘登，引起了全国协作网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