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63军主力陆续抵达。
117师三个团在新市至归义二十公里宽的正面上展开。师属炮兵团将75山野炮部署在反斜面上，炮口指向汨罗江。军直属的重炮营更是在后方五公里处建立了阵地，150榴弹炮的射程足以覆盖整个汨罗江北岸。
工兵部队连夜加固工事。不同于传统战壕，63军的阵地采用多点支撑、交通壕连接的模式，每个支撑点都配备重机枪、迫击炮和反坦克武器，形成交叉火力网。
军长向子毅亲自视察前沿。在一处机枪阵地，他看见士兵正在调试一挺沅式水冷重机枪。这种仿制德国MG08的武器，采用250发弹带供弹，理论射速每分钟450发，是连级火力支柱。
“瞄准镜调试好了吗？”向子毅问。
“报告军长，已经校准，有效射程两千米！”射手立正回答。
向子毅点点头，又检查了旁边的60迫击炮和反坦克枪榴弹。这些武器构成近、中、远三层火力：50手炮对付100米内目标，60迫击炮覆盖300-800米，重机枪控制1000米以上区域。
“记住，”他对官兵们说，“日军渡河时不要急着开火。放他们到河中央，先用炮火覆盖，等他们上岸混乱时，再用手炮和机枪收拾。我们要的不是击退，是歼灭！”
夜色渐深，汨罗江南岸的阵地陷入沉寂。但在寂静之下，是紧绷的弓弦。每个士兵都知道，明天，将是一场血战。
北岸，日军的篝火连成一片。第3师团长丰岛房太郎中将也在观察南岸。侦察报告显示，中国军队有新部队增援，但从军装看不是中央军嫡系。
“可能是地方保安团。”参谋长不以为然，“命令部队，明日拂晓强渡汨罗江，一举突破南岸防线！”
丰岛房太郎却有些不安。白天出现的那些战斗机，性能明显优于帝国航空兵的零式。还有南岸隐约可见的炮位，数量似乎不少。
但他很快打消疑虑。他猜测可能是第六战区，也就是四省边地的部队，但对方刚刚大战，应该没这么快恢复？第3师团自淞沪会战以来，从未在正面进攻中失败过。
“按计划执行。”他最终下令，“我要在三天内打进长沙！”
长江南北，两股钢铁洪流即将碰撞。而这场碰撞的结果，将决定长沙的命运，甚至整个华中战局的走向。
1940年10月22日，拂晓，汨罗江北岸
晨雾笼罩江面，能见度不足百米。但这并没有影响日军的进攻准备。
第3师团第68联队联队长加藤钥平大佐站在前沿观察所，用望远镜仔细审视南岸。一夜之间，对岸的阵地似乎又有了变化，但他看不出具体差别——无非是多了些战壕和工事。
“支那人总是喜欢挖洞。”他轻蔑地笑了笑，转身对参谋道，“命令第一大队，按预定方案渡河。炮火准备三十分钟，延伸射击后立即强渡。”
清晨六时整，日军炮兵开始怒吼。
北岸二十四个炮兵阵地，超过一百门火炮同时开火。75山炮、105榴弹炮、150重炮的炮弹划过天际，落在汨罗江南岸中国军队阵地。爆炸的火光在晨雾中闪烁，黑烟升腾而起。
炮击持续了整整三十分钟。按照日军经验，这样强度的炮火准备足以摧毁中国军队的前沿阵地，瓦解其抵抗意志。
六时三十分，炮火开始向纵深延伸。与此同时，汨罗江上，三十余艘橡皮艇载着第一波日军士兵，在机枪掩护下开始渡河。
加藤钥平满意地看着这一幕。渡河部队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遭遇抵抗。看来支那守军要么被炮火消灭，要么已经溃逃。
然而，他很快发现了异常。
南岸太安静了。安静得不正常。
汨罗江南岸，63军117师123团阵地
三营七连连长苏国璋趴在观察孔后，脸上抹着泥灰，只有眼睛在黑暗中闪烁。他的连负责守卫新市正面约五百米宽度的江岸。
炮击开始后，士兵们全部进入防炮洞。这些洞深三米，顶部有双层圆木加固，能承受150炮弹直接命中。炮击虽然猛烈，但七连只伤亡了三人。
“连长，鬼子开始渡河了！”观察兵低声报告。
苏国璋举起望远镜。江面上，日军的橡皮艇已经过了中流。大约一个中队的兵力，一百五十人左右。
“告诉各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火。”苏国璋冷静道，“放他们上岸。”
他转头看向身后的迫击炮班：“准备好没有？”
“报告，迫击炮和轻机枪全部就位，标尺预设三百米，随时可以射击！”
“好。”
橡皮艇陆续靠岸。日军士兵跳下船，迅速展开战术队形。他们发现阵地空无一人，以为守军已经撤退，胆子大了起来。
加藤钥平在望远镜里看到部队顺利登陆，松了口气：“命令第二大队跟进渡河，巩固桥头堡。工兵连立即架设浮桥，让战车部队通过。”
就在这时，异变陡生。
六时四十五分，南岸突然响起凄厉的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