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桢的情报部门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通过收买日军参谋，抢到了大量军部的人事资料和与屠杀华人相关的战犯名单；在日本饥荒之下，加上战败的落差，大量日本军官早已抛弃了尊严和爱国心。
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各部队的编制、指挥官姓名、作战区域、屠杀记录。有了这些，战犯抓捕变得有据可查。
抓捕方式简单而高效：
——在占领区，直接抓捕。
——在非占领区，用钱收买线人举报。
——在日本各地设立举报点，用食物奖励举报者。
一个有效举报，可以换一百公斤大米。在那个饥荒的年代，足以让一个家庭多活半年。
举报如潮水般涌来。
有人举报邻居当过兵，有人举报亲戚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有人举报上司虐待过战俘。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但南华法庭来者不拒——只要有人举报，就去抓。
抓来先关起来，慢慢甄别；甄别错了也无所谓，反正南华的建设需要人手。
但“放人”从来不是真正的放人。那些被误抓的普通日本青壮年，虽然没有战争罪行，但也被编入“劳工营”，运往南华从事重体力劳动。名义上是“强制劳动改造”，实际上是免费劳动力。
为了避免麻烦和美国占领军的干涉，战犯和劳工全部直接运回南华处理。
每天，都有满载战犯的船只从日本各港口驶向仰光。
甲板上挤满了垂头丧气的日本人，他们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到哪里，也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命运。
王桢再次飞往旅顺，这次，他带来了更丰厚的条件。
在秘密谈判中，王桢提出：南华希望在仙台设立一个战犯法庭的分庭，专门处理苏联占领区的日本战犯。
作为交换，南华将向苏联支付大量黄金，并按人头向苏联驻军支付“抓捕费”。
苏联人同意了。
很快，远东侵害华人战犯审理法庭仙台分庭正式成立。
这是南华在苏联占领区设立的唯一一个机构，包括一百多名法官和助理、四百多名警卫。
仙台分庭的运作模式很简单：苏联驻军负责抓人，南华负责付钱。
普通士兵，一律10美元，不必核实身份。抓到就送，送来就给钱。
军官，需要核实身份。价格从50美元到1000美元不等，根据级别和罪行轻重定价。核实无误后，当场付钱。
为了赚钱，苏联驻军开始疯狂搜刮日本青壮年。
他们不管对方是不是真的当过兵，也不管有没有战争罪行，只要是个成年男人，就抓起来送到仙台分庭。一个10美元，抓一万个就是10万美元，抓十万个就是100万美元。
在那个美元重要的年代，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而大量美元，是周青云从美国贷款得到的，他知道马歇尔计划的福利不能白白浪费。
王桢对这种情况心知肚明，但他故意纵容。
因为南华需要的，不仅仅是战犯，更是劳动力。战后重建需要人，矿山需要人，工厂需要人，农场需要人。只要是人，就有价值。
之后的几年，在苏联占领区，超过四十万侵华日军和疑似侵华日军，在苏联驻军的配合下，被送到南华。
战后的几年，南华对日本的“清算”进入了最疯狂的阶段。
除了抓捕战犯，南华还在日本占领区疯狂掠夺财富。
——日本国家黄金储备，被分批运往仰光。
——日本工厂的机器设备，被拆卸装箱，运往南华。
——日本银行的外汇储备，被强行兑换成美元和黄金。
——日本的艺术品、文物、古籍，被成箱运走。
周青云的指示很简单：“日本人从中国抢走的，我们要加倍拿回来。拿不回来的，用别的东西抵。”
南华雇佣大批德国工业部门官员去日本指导，搬迁大量机器。
这些德国专家熟悉工业流程，知道哪些机器最有价值。在他们的指导下，南华从日本搬走了数以万计的工业设备。
此外，南华开始大规模购买其他盟国手中的日本战俘。
——从菲律宾，花了1600万美元，买了约8万日本战俘。
——从澳大利亚，花了约3000万英镑，买了约20万日本战俘。
——从英国，花了约5000万英镑，买了约30万日本战俘。
南华驻军在日本各地又抓捕了大量战犯，大多数是从中国战场遣返回来的。这些人被南华驻军抓到后，直接送往南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