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上的三张档案照片排成一排。
黄英的手指从第一张移到第三张，眉头越皱越紧。“魏明德。”她念着这个名字，声音里压着某种难以置信的情绪，“水电煤三家公司，同一个名字，三个不同的人。”
沈前锋拿起第一张。
法商电车电灯公司的外勤技工登记表，贴着一张两寸黑白照。方形脸，浓眉，嘴角有颗明显的痣。入职日期是去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张，法租界自来水公司。照片上的人瘦长脸，戴圆框眼镜，入职时间去年九月三日。
第三张，上海煤气公司。这张照片最模糊，似乎是从什么证件上翻拍的，隐约能看出是个圆脸，但五官细节几乎糊成一片。入职时间今年一月十七日。
三个魏明德。
“不可能。”潘丽娟拿起电车公司的档案，“外勤人员每天要打卡，要跟班组长见面，用假身份入职一两天或许可以，但连续工作几个月……”
“所以不是假身份。”沈前锋翻到档案背面。
黄英带来的不只是照片，还有三份档案的完整复印件。每份都有入职体检记录、担保人签字、甚至还有两封同事的评价信——都是标准格式，措辞客气得像模板。
“这些评价信。”沈前锋把三封信并排摊开，“你们看落款日期。”
潘丽娟凑近看。
电车公司的评价信日期是去年八月二十日，落款“同事张福根”。自来水公司那封是去年十一月五日，落款“同事李水生”。煤气公司那封是今年三月二日，落款“同事王阿发”。
“日期很分散，看起来很正常。”黄英说。
“不是看日期。”沈前锋用指尖点着信纸，“看笔迹。”
三封信，三种完全不同的笔迹。这本身不奇怪。但沈前锋从包里取出放大镜——系统二级时奖励的“精密观察”技能附带的工具，虽然只是基础款，但足够看清细节。
他把放大镜递给黄丽娟。
“你看每个‘魏’字的起笔。”
在放大镜下，三封信的“魏”字，第一笔横折的转折处，都有几乎一模一样的微颤。不是笔尖抖动的颤，而是某种书写习惯——下笔时短暂停顿，然后快速转折形成的墨点堆积。
“同一个人写的。”潘丽娟抬起头。
“不止。”沈前锋又指向每封信第二行的“工作认真负责”这几个字，“‘认’字的最后一捺，收笔时都有个轻微的回勾。很隐蔽，但三封信都有。”
黄英接过放大镜看了半分钟，缓缓放下。“所以这个‘魏明德’入职时，连同事的评价信都提前伪造好了。而且是同一个人，用三种不同的笔迹风格写的。”
“不止伪造。”沈前锋翻到档案的担保人页，“三份档案的担保人也不一样。电车公司是个叫赵永康的商铺老板，自来水公司是个叫周淑芬的家庭主妇，煤气公司是个叫钱德贵的中学教师。”
他看向黄英。
黄英明白这个眼神的意思。她站起身，走到窗边拿起电话听筒，摇动号码盘。两分钟后，她挂断电话走回来。
“我让站里查这三个人。赵永康，去年五月因脑溢血去世。周淑芬，去年八月举家迁往香港。钱德贵，今年二月调去南京任教。”
“死、走、调。”潘丽娟轻声说。
三个人，三种无法对证的情况。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伪装。”沈前锋把档案推到桌子中央，“是精心设计的长期潜伏。松井——或者他背后的组织——至少在一年前就开始布局。他们挑选那些即将离职、调走甚至去世的人作为担保人，伪造整套入职文件。然后派不同长相的人，用同一个名字进入关键岗位。”
“但长相不同，怎么通过日常检查？”潘丽娟问。
黄英重新拿起三张照片，看了很久。“你们发现没有，这三个人虽然长相不同，但都有一些……模糊感。”
她说的模糊不是照片质量，而是面部特征。方脸那个，眉毛特别浓，几乎盖住眼睛。瘦长脸那个，圆框眼镜占了半张脸。圆脸那个，照片糊得根本看不清。
“他们在刻意制造‘记不住的脸’。”沈前锋说，“浓眉、大眼镜、模糊照片——都是让人看过就忘的特征。而且水电煤的外勤技工，每天穿着工作服，戴着帽子，穿梭在街道地下室。大多数人根本不会仔细看他们的脸。”
潘丽娟突然想起什么，从自己包里取出一个小笔记本。她翻到某一页，上面是她这几天整理的贝当路周边人员活动记录。
“烟纸店老板说，最近三个月，每隔几天就有水电煤的检修车在附近停靠。但他记不清司机长什么样，只记得‘都穿蓝色工装，戴鸭舌帽’。”
“统一制服，统一装备。”沈前锋说，“再加上刻意模糊的面部特征，足够让这个‘魏明德’在三个公司之间切换身份而不被识破。”
“但有一个问题。”黄英敲了敲煤气公司那份档案，“今年一月份入职，到现在四个月。就算长相模糊，同班组的人总该认识他吧？每天一起工作，一起吃饭……”
沈前锋翻到档案的考勤记录页。
煤气公司那份，魏明德的考勤卡上，每个月出勤天数都在二十二天左右，看起来正常。但沈前锋用指甲沿着日期栏划过。
“你们看出勤日期。”
一月十七日入职，当月出勤五天。二月，出勤二十三天。三月，出勤二十一天。四月，出勤十九天。
“有什么问题？”黄英问。
“看具体日期。”沈前锋从桌上抽出钢笔，在空白纸上快速写下几行数字，“二月，他缺勤的日期是二号、九号、十六号、二十三号……”
“都是周二。”潘丽娟说。
“三月，缺勤日期是七号、十四号、二十一号、二十八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