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份印制精美的《陕西政要》从西安的布政使司衙门发往全国各地官府。这份由省里编纂的官办刊物，在最新一期的显着位置，用了整整两页篇幅介绍“延安府王家堡——安民模范村”。
文章写得文采斐然，配图更是考究——四幅精细的木刻版画占据了半版：第一幅是整齐如棋盘的田亩，农夫扶犁而耕；第二幅是干净整洁的街巷，妇人井边浣衣；第三幅是学堂里孩童正襟危坐，先生执卷而授；第四幅是校场上民兵列队操练，刀枪映日生辉。
文字部分更是妙笔生花：
“……延安府王家堡，去岁蒙圣恩赐‘安民模范’匾额，阖村百姓感念天恩，勤力耕作，遂成今日之盛。观其田亩，阡陌纵横，水利完备；察其村舍，屋宇整齐，道路平坦；闻其教化，书声琅琅，童蒙皆启；视其武备，乡勇精壮，盗贼远遁。此皆朝廷德政所致，官府指导有力，方有如此治绩，堪为全省楷模……”
文章署名是“布政使司右参政周瑞豹”，但实际上出自几位绍兴师爷之手。他们深谙官场文章之道，既要把成绩写足，又要处处归功于上。
李健收到这份刊物时，正在与钱小满核对春耕物资账目。他翻开那两页，仔细读了一遍，又看了看那四幅版画，神色复杂地放下。
“画得倒挺像。”他苦笑道，“只是画里的王家堡，比真的王家堡还要整齐三分。”
方以智接过刊物，扶了扶眼镜细读。他读得很慢，时而点头，时而蹙眉。
“文章写得巧妙。”半晌，他摘下眼镜，“既突出了新家峁的治绩，又处处强调‘此皆朝廷德政所致’‘全赖官府指导有力’。看来周瑞豹是花了心思的——既要借咱们的成就彰显他的政绩，又要确保功劳不落到咱们头上。”
“心思？”一旁的郑老汉冷哼，“他是把咱们架在火上烤！现在好了，全陕西、全天下都知道有个‘王家堡’，知道新家峁富庶安宁。接下来会怎样？流寇会惦记，豪强会眼红，朝廷会要得更多！这哪里是表彰，分明是祸水东引！”
话糙理不糙。议事堂内一时陷入沉默。
果然，麻烦接踵而至。
**第一批麻烦**来自延安府周边州县。三月中旬开始，米脂、绥德、清涧、延川等县的官员纷纷组团来“考察学习”。今天米脂知县带三个师爷来，明天绥德知州领五个乡绅到，个个都要看王家堡，个个都要李健亲自陪同讲解。
表面上是“学习先进经验”，实则各怀心思。
米脂知县张明远是个四十多岁的老官僚，参观时满脸堆笑：“李大人治村有方，下官佩服！只是我县连年旱灾，百姓困苦，不知可否……指点一二？”临走时，他的随从“不小心”落下个单子，上面列着“需粮两千石，棉布五百匹”。
绥德知州王敬之更直接。参观完学堂后，他拉着李健的手：“李大人，你看这些孩童，个个穿得整齐，面色红润。我绥德的孩童……唉，衣不蔽体啊！”说着竟抹起眼泪。李健只能“体恤民情”，答应“支援”一千石粮食。
最离谱的是延川知县赵德昌。这人带着十几个随从，在王家堡住了三天，顿顿要酒要肉，临走时还暗示：“本官此次回去，定要在上官面前为李大人美言。只是这路途遥远，车马劳顿……”意思是要“程仪”。
李健疲于应付，又不能得罪。这些虽然都是芝麻官，但背后可能连着省里甚至京里的关系。一个月下来，竟“送”出去三千石粮食、两千两银子的货物。
钱小满拿着账本心疼得直抽气：“盟主，这样下去，咱们就是有金山银山也经不住啊！”
李健揉了揉眉心：“给吧，就当交保护费。但记下来，谁要了什么，要了多少，以后……总有算账的时候。”
**第二批麻烦**是士绅文人。自从《陕西政要》刊发后，新家峁的名声传得更远。一些自命清高的文人、落魄的举人、甚至江南的游学士子，纷纷慕名而来。
有些人确实是来取经的。比如从山西来的老举人陈文焕，在王家堡住了半个月，白天走访田间地头，晚上整理笔记，最后郑重地对李健说：“李大人所行，暗合《周礼》‘乡遂’之制，更兼管子‘富民’之策。若能推广天下，实为苍生之福。”
但也有不少是来“打抽丰”的。这些人到了新家峁，张口就要住最好的客房，要吃最好的伙食，还要“润笔费”“程仪”。不给？马上就写诗作文嘲讽。
有个从江南来的所谓“名士”，住了五天，临走时要一百两银子“润笔”，说回去要写文章歌颂新家峁。李健给了五十两，他当场翻脸，在客栈墙上题诗一首：
“陕北有暴富，自称能安民。
村舍虽整齐，胸中无点墨。
惜哉圣贤地，竟被铜臭侵。”
诗写得狗屁不通，但恶心人。李健看到后只是笑笑，让人把墙刷了。吴先生却气不过，要派人追回银子，被李健拦住：“算了，就当喂狗了。这种小人，得罪不起。”
**第三批，也是最麻烦的麻烦**来自西安。三月下旬，陕西布政使司正式行文：今年全省的“劝农使”“观风使”巡视，首站定为王家堡，要求“务必展现陕西治绩，以慰圣心”。
这意味着，新家峁要接待更高规格的视察，要做更多的表面文章，要花更多的钱粮——还不能显得太富，否则“模范”就成了“僭越”。
公文里还特别注明：“届时将有京中御史随行，考察民情，核查赋税。”
“京里来人了。”方以智放下公文，面色凝重，“这是要动真格的了。”
李健在议事堂里踱步，一圈，两圈，三圈。忽然停下：“既然躲不掉‘模范’名号，那就把它变成咱们的武器。”
“武器？”众人不解。
“对。”李健走到地图前，手指点着王家堡的位置，“以前咱们扩张要偷偷摸摸，现在可以光明正大。以前咱们推广技术要小心翼翼，现在可以大张旗鼓。因为——咱们是‘模范’啊！是朝廷认可的‘安民模范’！”
他具体解释新的思路：
**第一，以“推广模范经验”为名，扩大实际控制区。**
向延安府正式申请：“为更好发挥模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请将邻近三十七个村庄划归新家峁‘指导’。这些村庄今年赋税，新家峁包了。”
赵彦正愁那些穷村收不上税，看到申请喜出望外，大笔一挥就批了。于是，新家峁的实际控制区一夜之间扩大了近三成——而且名正言顺。
**第二，以“培训他县骨干”为名，培养亲己势力。**
开办“村治讲习所”，邀请陕西各州县派人来学习。学习内容除了农业技术、村务管理，自然也要“顺便”灌输新家峁的理念、制度、价值观。这批人学成回去，就是新家峁在各地的潜在支持者。
**第三，以“支援兄弟州县”为名，进行利益捆绑。**
对来“打秋风”的官员，不再简单给钱粮打发，而是提出合作方案：“贵县若愿意推行新家峁农法，我们可以提供种子、技术，并派农技员指导。收成后，咱们按比例分成。”这样就把单向索取变成了双向合作，把短期打秋风变成了长期利益捆绑。
**第四，以“展现治绩”为名，争取朝廷资源。**
向孙传庭正式提出：“若要王家堡成为全省典范，真正起到示范作用，需朝廷拨付些许钱粮，用于兴修水利、扩建学堂、培训人员。毕竟，模范不能只靠自身，还需朝廷扶持。”
虽然明知要不到多少，但姿态要做——是朝廷要我们当模范，总得给点本钱吧？不给，那以后模范搞不好，就不能全怪我们了。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模范”的负担渐渐变成了扩张的契机。被动应付转为主动作为。
新家峁“模范村治讲习所”正式挂牌成立。地点设在王家堡原学堂扩建的新校区，青砖灰瓦，窗明几净。
第一期学员八十人，来自陕西二十三州县——有些是官府派来的，有些是乡绅推荐的，还有些是闻讯自费前来的。年龄从二十到五十不等，有童生，有农夫，有小吏，成分复杂。
学习期三个月，包食宿，结业后还送一套新式农具、一袋良种。这个条件在当下可谓优厚，报名者络绎不绝。
课程设置颇有深意：
**上午学农技**——如何选种、浸种、育苗；如何深耕、密植、轮作；如何修建水渠、水窖、水车；如何积肥、施肥、改良土壤。
**下午学管理**——如何组织农会，选举干部；如何登记田亩，管理账目；如何调解纠纷，维持治安；如何兴办学堂，推广教化。
**晚上是“座谈”**——请各村代表讲述新家峁如何从饥荒中走出，强调“团结自救”的重要性。有时也请学员分享各自家乡的情况，讨论解决之道。
最精妙的是，所有课程都冠以“圣贤教诲”“朝廷德政”的名义。比如讲农会组织，要说“此乃效法《周礼》乡遂之制”；讲集体耕作，要说“此乃实践孟子‘井田’理想”；讲学堂教化，要说“此乃遵奉太祖‘教化百姓’之训”。
挂羊头卖狗肉，但卖得理直气壮。
开学典礼上，李健亲自讲授第一课。他没有讲四书五经，也没有讲朝廷法令，而是从五年前的冬天讲起。
学堂里坐满了人，窗外还挤着不少旁听的村民。李健站在讲台前，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清晰入耳：
“我记得有个流民跟我说过，那是崇祯四年的冬天，雪下了三尺厚。他从山西逃难过来，路上看到的是什么？是冻僵的尸体，是啃树皮的饥民，是易子而食的惨剧。就在想：等死，还是拼命？”
台下鸦雀无声。
“最后大家说，拼吧，反正都是死。于是他们挖草根、扒树皮，活过了那个冬天。开春后，雪化了，我们看到这片荒地。有人说，种地吧，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收获。于是他们来了咱们这边开荒，第一年种了五十亩，收了八十石粮。虽然不够吃，但看到了希望——原来这片土地，能长出粮食，能养活人。开荒、种地就如此周而复始”
有学员悄悄抹眼泪。他们大多来自贫苦地区，有过类似的经历。
“后来人越来越多，地越开越多。我们定了规矩：所有开垦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按劳分配；所有重大决策大家商量；所有孩子必须上学；所有争端由农会调解……有人说我们这是‘无法无天’，但我说：活命就是最大的法，温饱就是最大的天！”
掌声响起，起初零星，随后汇成一片。
李健抬手示意安静，继续道：“这些规矩，不是我想出来的，是大家伙儿一起摸索出来的。因为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活不成，一群人才能活；只顾自己活不成，大家都活才能活。这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今天你们来这里学习，学的不只是怎么种地，怎么管村，更要学这个道理——百姓要活下去，要靠自己，要靠团结。朝廷再好，离得远；官府再贤，顾不全。最终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
这话说得很直白，几乎触及了“自治”的核心。但在“模范村治讲习所”的招牌下，在“学习先进经验”的名义下，又显得合情合理。
课后，学员们围住李健，问个不停。
一个来自清涧的年轻农人问：“李大人，我们村也有几十户流民，能送来新家峁吗？”
“只要愿意劳动，遵守规矩，都欢迎。”李健答。
一个米脂的小吏问：“我们那儿豪强占田，百姓无地可种，怎么办？”
“组织起来，集体开荒。荒地无主，谁开归谁。这是《大明律》允许的。”李健给出了法律依据。
一个绥德的童生问得更深：“官府加税太狠，今年又要加征‘剿饷’，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有什么办法？”
这个问题最敏感。李健沉吟片刻，缓缓道：“朝廷加税，是为剿寇安民，大义所在。但若百姓确实困苦，可与官府协商，陈明实情。而我们的做法是：该纳的税，一文不少；但会组织生产，提高产量，让百姓纳了税还能有余粮。这叫‘开源节流’。”
他最后总结：“各地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但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百姓。咱们要过好日子，咱们更要好好的活着。未来很精彩，世界很精彩。而咱们当官、管事的，不就是为百姓谋条更好的活路吗？”
三个月学习期，这批学员白天学技术，晚上听故事，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一大部分理念。结业时，许多人依依不舍，有的甚至要求留下。
李健一一送别，临行前对每人说同样的话：“回去后，莫要照搬做法，要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要走进老百姓家里，了解他们的需求。一定要走可持续发展，坚持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路。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写信来。记住，天下百姓是一家，互相帮扶，才能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