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望向窗外渐融的积雪，缓缓道：“真正的学者，求知若渴。朝堂不重实学，他们怀才不遇；我们提供舞台，他们自会权衡。况且——”
他转身，眼中闪着光：“我让先生在信中埋了‘钩子’。”
“钩子？”
“对宋应星，我提到‘流体力学’‘材料强度’这些词；对毕懋康，我提到‘膛线’‘米涅弹’‘后膛装填’。这些概念，他们闻所未闻，却必能触动其求知之心。”
方以智恍然大悟。这就是李健常说的“降维打击”——用超越时代的知识，吸引这个时代最顶尖的头脑。
信使快马加鞭，二月廿五抵达江西分宜县。
县学教谕衙署内，四十多岁的宋应星正在修订《天工开物》手稿。这本耗费他半生心血的着作，去年刚刚完稿，但他递交给上官后，如石沉大海。同僚劝他：“长卿兄，有这功夫，不如多写几篇时文，也好谋个升迁。”
宋应星只是苦笑。他十七岁中秀才，四十三岁中举人，至今六上公车不第。不是文章不好，而是他志不在此。他痴迷的是稻麦如何生长、陶瓷如何烧制、舟车如何制造——这些“奇技淫巧”，在士大夫眼中统统不值一提，真可谓道孤且寡。
当河套信使呈上书信时，宋应星起初不以为意。边将招揽文士，无非装点门面。但当他展开信笺，读到“流体力学”“材料强度”“实践之机”这些词时，手开始颤抖。
尤其是那句“愿倾全力刊印《天工开物》，使先生之学泽被后世”，如重锤击中心脏。他的手稿，连刻书坊都不愿接——销量太差，肯定赔本。
“河套……李都督……”宋应星喃喃道。他听说过这个名字，崇祯八年大破蒙古，九年再捷，今年初受封都督佥事。一个武将，竟然懂得这些？
他召来信使细问。信使如实相告：河套有格物院，有工匠数百，正在研制新式火器、改良农具、兴修水利；那里不论出身，只重实学；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等名士都在那里。
当夜，宋应星在院中独坐至天明。次日，他向知县递交辞呈：“老母病重，需归乡侍奉。”——这是托词，他母亲已去世多年。
几乎同时，歙县乡下。
六十岁的毕懋康接到书信时，正在后院试验他改良的“自生火铳”。这种燧发枪比明军制式火绳枪先进，但兵部以“造价高昂、操作复杂”为由，拒绝列装。他心灰意冷，辞官归乡，终日与铁炉、锉刀为伴。
信中的内容让他浑浊的眼睛重新发亮。“膛线……米涅弹……后膛装填……”这些词他从未听过，但凭多年经验，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价值。
“这个李健，不是寻常武夫。”他对儿子说，“他懂火器，是真的懂。”
更打动他的是信中的承诺：工匠三百，银饷不算，专供研发。在朝廷，他一个罢官御史，想见工部匠人都难；在河套，却能指挥三百工匠？
科学家都是疯狂的，所以两位大师几乎同时启程，只为技术的突破。宋应星只带了一车书稿、几件换洗衣物；毕懋康更简单，背着一个工具箱，里面是他半生积累的图纸和工具。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将在历史上掀起怎样的波澜。但他们都感受到一种召唤——那是对知识的渴望，是对实践机会的珍惜，是在沉闷压抑的晚明学术界中，看到的一线曙光。
二月末，河套大地冰雪消融，春耕开始。
十万大军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人要轮流参与屯田，同时要帮助百姓。这是李健定下的规矩：战时为兵，闲时兵农一家亲。从群众中来，到群众里去。不仅是为解决粮草，更是为让军队扎根于土地，有自豪感、归属感。
广袤的田野上，一幅奇特的景象展开：士兵们脱下铠甲，换上短褂，扶犁耕地。他们的战马也套上犁具，开始春耕。教导员在田埂上走动，不是检查训练，而是查看耕种质量。
“深耕八寸，土要细碎！”一个教导员大声喊着，“今年要轮种的是新粮种，都督从南边弄来的，叫玉米。还有土豆，耐旱高产。种好了，秋收时咱们的军粮就不用愁了！”
不远处，李健与苏婉儿带着两个孩子也在田间。李承平好奇地摸着一头耕牛，李安宁则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
“还记得我们刚来时吗？”苏婉儿轻声道，“这里还是荒地，蒙古人随时会来劫掠。现在……居然能在田里安心春耕了。”
李健抓起一把泥土，黑油油的，透着生机。“土地是最实在的。你付出多少汗水，它就回报多少粮食。比朝堂上那些空话实在多了。”
正说着，一骑快马奔来，是曹变蛟。
“大人！火器营实弹演练，请大人检阅！”
李健翻身上马，对妻子道：“我去去就回。晚上，让孩子们看看什么叫‘烟花’。”
火器营校场设在北山脚下，这里远离民居，地势开阔。一万火器兵列队整齐，新装备的线膛燧发枪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李定国迎上前：“按照大人吩咐，今日演练三段击速射、移动射击、散兵战术。”
演练开始。三个燧发枪营轮流上前，在鼓点指挥下装填、瞄准、射击。硝烟弥漫，枪声如爆豆，百米外的木靶被打得碎屑横飞。
接着是火炮营。十二门佛郎机炮依次开火，实心弹将远处的土坡轰出一个个大坑。最精彩的是工兵营的演示：他们快速构筑简易工事，埋设地雷（训练用），设置绊索、陷坑。
“进步很大。”李健满意地点头，“但还有问题：装填还是太慢，齐射后有二三十息的空档；炮兵移动太慢，打完一轮要一刻钟才能转移阵地。”
曹变蛟记下这些问题，准备会后研究改进。
黄昏时分，演练结束。士兵们开始清理场地，李健却让炮兵营留下。
“装十发空包药，对着天空放。”他笑道，“今天元宵节，给全城百姓放个‘烟花’。”
当火炮轰鸣着向夜空喷射火光时，堡寨中的百姓纷纷出门观看。孩子们欢呼雀跃，老人则喃喃道：“这是……太平的征兆啊。”
他们不知道，这隆隆炮声，既是庆典的礼花，也是战争的预演。因为与此同时，辽东的清军、中原的流寇、北京的朝堂，都在密切关注着河套的动静。
这个十万大军的势力，这个拥有新式火器、车骑协同战术、教导队制度的地方，已经成为崇祯十年春天，各方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
而棋手们，正在酝酿下一步的落子。
河套的二月，春寒料峭，但冰雪之下，生命的萌动与变革的力量，已经破土而出。宋应星和毕懋康的马车，正日夜兼程地向北行驶；田间的种子正在发芽；军营中的新兵正在成长；格物院的灯火，夜夜长明。
崇祯十年的故事，才刚刚进入高潮。
于此同时，在崇祯十年二月的时候，大明的官场上演了一出“欠债还官”的荒诞喜剧。
浙江、江西、湖广的左布政使姚永济、朱之臣、曾道唯，以及苏州知府陈洪谧、扬州知府韩文镜、淮安知府周光夏，因为集体拖欠国家赋税（俗称“公款旅游基金”），被朝廷一纸诏书“夺官视事”。
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官职暂扣，工资停发，但活照干，限期内把欠款补上，否则饭碗彻底砸碎！”
一时间，几位地方大员面面相觑，仿佛在互相安慰：“别慌，咱们只是从‘老爷’变成了‘临时工’。”
其中，苏州知府陈洪谧最是机灵，连夜召集师爷开会：“快，把衙门后院的菜地卖了！再把我那套‘限量版青花瓷酒具’当掉——反正平时也没空喝酒，天天加班对账本呢！”
扬州知府韩文镜则对着账本哀嚎：“早知今日，当年就不该修那座‘诗词打卡胜地’瘦西湖亭子，现在倒好，欠税比亭子里的诗人还多。”
淮安知府周光夏更绝，直接贴出告示：“凡举报本府隐匿资产者，奖励五两银子——前提是帮我把欠税先垫上。”
与此同时，工部尚书刘遵宪正为北京城的防御工程焦头烂额。为了抵御关外清兵，他提议“培筑京城”，通俗说就是给城墙做“增高手术”。
但国库空虚，刘大人灵机一动，发明了“防御众筹”：加派“输纳事例”，号召百姓“捐钱保平安”。
京城百姓一边掏钱，一边嘀咕：“刘尚书这招，是不是跟江湖卖艺的学的？‘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可咱们捧了钱场，下次清兵来了，他能捧人场吗？”
更有胡同里的老汉调侃：“听说城墙要加高三尺，莫非是怕清兵骑骆驼过来？要不干脆再加个屋顶，改成巨型四合院得了！”
就在大明官场为欠税和城墙忙得鸡飞狗跳时，遥远的欧洲传来一条消息：费迪南三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紫禁城里的崇祯帝得知后，可能一边批着追债奏章，一边嘀咕：“看看人家！皇帝还能‘当选’，咱们这儿倒是欠税的‘当选’临时工……”
若有太监多嘴问：“陛下，要不咱也搞个选举？”
崇祯大概率会甩过去一叠税单：“选什么选！先让姚永济他们把银子吐出来再说！”
这场二月风波，看似是严肃的政务处罚，实则暴露了大明末年的财政滑稽剧：地方官赖税如赖床，中央筹款像搞众筹，而欧洲的皇帝却在搞“民主竞选”。仿佛一场穿越时空的讽刺直播——大明的官员在加班追债，神圣罗马帝国在放烟花庆祝新皇登基。
难怪后世有文人戏言：“崇祯十年的春天，大明的银子在躲猫猫，北京的城墙在长个子，只有费迪南三世的皇冠，稳稳戴在了头上——毕竟，人家不欠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