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四月初的北京城，杨柳刚吐新芽，但朝堂上的气氛却比寒冬更冷。
兵科都给事中姚思孝的奏疏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这位以敢言着称的言官，提出了一个敏感至极的建议：与关外女真“开市抚赏”。
“……开市抚赏，目前驭虏一大机。”乾清宫里，崇祯低声念着奏疏上的字句，“但不即轻给，稍示郑重，彼遂其欲，吾亦济其事，何损威失礼之有？”
他放下奏疏，环顾四周，目光扫过侍立的内阁辅臣：“诸卿以为如何？”
首辅薛国观垂首不语。他刚上台，位置还没坐稳，不想碰这个烫手山芋。
次辅杨嗣昌却出列了。这位兵部尚书出身的内阁大臣，素以知兵自诩，此刻声音沉稳：“陛下，姚思孝所奏，实是老成谋国之言。”
崇祯挑眉：“哦？杨阁老详细说说。”
杨嗣昌从容道：“臣查国朝旧例，先朝封贡抚赏，名甚尊，礼甚正。永乐年间，成祖皇帝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开互市，保北疆数十年安宁。此乃‘乐天者保天下’之智，孟子所称道者。”
他顿了顿，见皇帝听得认真，继续道：“今又一时也。去岁清军入塞，虽掠我州县，但今春已退。皇太极新称帝，国号初立，内部未稳，正是我朝羁縻之机。若此时许以互市，给以抚赏，可暂缓其南下之念，为我朝剿寇赢取时间。”
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但殿内众臣都听出了潜台词：打不过，只能买平安。
崇祯沉默良久。作为皇帝，他何尝不知与“虏”议和是屈辱？但现实是：辽东防线年年吃败仗，九边军饷拖欠半年，中原流寇越剿越多。两线作战，大明撑不住了。
“杨先生的意思是……”崇祯缓缓道。
“臣已密询蓟辽总督洪承畴、宣大总督卢象升等边臣。”杨嗣昌奏道，“诸臣皆言：若能以市赏暂安东虏，专力剿寇，待中原平定，再图辽东，方为万全之策。”
他最后加了一句关键的话：“此事不必明诏，可由边臣私下与虏接触，成则朝廷默许，败则推诿边将，不致损及天威。”
这话说得赤裸：让边将去谈，成了是朝廷的功劳，败了是边将自作主张。
崇祯闭上眼睛。他想起清军入塞，破长城，掠畿辅，兵锋直抵北京城下。那时候的恐惧，记忆犹新。
“准奏。”他终于开口，“此事……交由兵部与边臣相机行事。但要记住——”他睁开眼睛，目光锐利，“市赏可给，名分不能让。大明皇帝，绝不可与‘清国’皇帝平起平坐。”
“臣明白。”杨嗣昌躬身。
退朝后，杨嗣昌回到兵部衙门，立刻召来心腹：“拟密札，分送洪承畴、卢象升：圣意已准，可遣人与东虏接触。条件：开关互市，年给抚赏银三十万两，绢帛五万匹。底线：不得称臣，不得用‘清国’国号，只以‘羁縻’为名。”
“那……虏人若坚持要朝廷正式册封？”
杨嗣昌冷笑：“那就谈不成。谈不成也好——至少向天下表明，朝廷没有议和。”
心腹明白了：这就是政治。表面一套，暗里一套；成不成不重要，重要的是该有的姿态一定要摆出来！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关外。
盛京皇宫里，皇太极看着明朝边将送来的密信，笑了。
“三十万两？五万匹绢？”他问范文程，“范先生，你怎么看？”
范文程沉吟道：“皇上，明朝这是缓兵之计。他们想用这点钱粮，换几年时间剿寇。待中原平定，必会翻脸。”
“朕知道。”皇太极点头，“但……朕也需要时间。”
他站起来，走到地图前：“这两年，虽有所获，但八旗因豪格轻敌导致河套地区伤亡亦重，需休整。朝鲜刚平定，蒙古各部还在摇摆。而且……”
他指着山海关，“关宁防线，依然坚固。强攻，代价太大。”
“那皇上的意思是……”
“谈。”皇太极决断，“他们要拖时间，朕也要拖时间。互市？可以。抚赏？可以。但条件要加：除了银绢，还要粮食十万石，铁器五万斤，火药三万斤。最重要的是——要他们承认朕的皇帝称号。”
范文程皱眉：“明朝皇帝恐怕不会同意……”
“那就慢慢谈。”皇太极笑道，“谈上一年半载，朕这边准备好了，再谈崩也不迟。到时候，就是朕再次入塞的理由。”
主臣相视而笑。
这就是政治博弈：双方都知道对方在拖延，但都假装认真谈。因为都需要时间，都需要借口。
而在北京，崇祯接到边将奏报“虏人要求承认帝号”，勃然大怒：“放肆！朕乃天子，岂能承认蛮酋帝号？谈判中止！”
但他不知道，边将们早就私下答应了大部分条件——除了帝号。互市开了，抚赏送了，粮食铁器也流过去了。
大明用真金白银，买来了虚假的和平。而清国，用虚假的谈判，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战略物资。
双赢？不，只有一方在赢。
四月二十九日，紫禁城中左门。
这是崇祯登基以来的惯例：每年此时，皇帝亲自考选新任知县、知州，问以时政，择优异者擢升京官，以示重视人才。
今日天气晴好，但站在中左门外的三十多名新任地方官，却个个紧张得手心冒汗。
他们大多是两榜进士出身，在翰林院观政数年，如今外放为官，第一关就是天子亲问。
“传——永城县知县成仲龙、江都县知县曾就义、富平县知县张缙彦……五人一班，进见！”太监尖细的声音响起。
第一批五人战战兢兢走进中左门。门内设御座，崇祯端坐其上，内阁、六部重臣侍立两侧。
五人跪拜，山呼万岁。
“平身。”崇祯声音平和，“朕今日不问经史，只问实务：方今国家多难，军饷匮乏，尔等为地方亲民之官，有何足兵足食之策？”
这个问题很大，也很敏感。前四人回答得中规中矩：有说清丈田亩的，有说整顿盐税的，有说鼓励屯垦的，都是老生常谈。
轮到曾就义时，这位江都知县深吸一口气，出列奏道：“陛下，臣以为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
一语惊人。殿内顿时安静。
曾就义四十出头，面庞清瘦，眼神锐利。他是天启五年进士，在翰林院坐了八年冷板凳，去年才外放知县。此刻他豁出去了——要么一鸣惊人，要么万劫不复。
“细言之。”崇祯来了兴趣。
“臣在江都半年，查核钱粮，发现一县之赋，百姓实纳十成，朝廷所得不过五成，其余五成，尽入胥吏、衙役、乡绅囊中！”曾就义声音激昂，“若能使天下守令俱廉，革除中间盘剥，则朝廷赋税可增一倍。届时，即稍从加派以济军需，百姓负担亦不增反减，未为不可！”
这话说得大胆：承认加派不对，但说如果官员廉洁，加派也可以接受。
崇祯动容了。他这些年最头疼的就是官员贪腐。每次加派，都说为了剿寇，可加派的银子，有多少真正用到军队？大多被层层克扣了。
“好！”崇祯难得露出笑容，“曾卿此言，切中时弊！朕再问你：如何使守令俱廉？”
曾就义早有准备：“一曰严考成。知府考州县，巡抚考知府，层层考核，以钱粮实收、百姓口碑为据，优者擢，劣者黜。二曰增俸禄。今知县年俸九十石，折银不过四十五两，何以养廉？当倍增之，使其足以养家。三曰重监察。都察院、按察司要真巡查，真弹劾，而非走马观花。”
他说一条，崇祯点一次头。待他说完，崇祯当即道：“曾就义擢翰林院编修，留京听用！永城知县成仲龙，方才所言整顿卫所屯田，亦有可取，迁兵科给事中！”
“臣谢陛下隆恩！”两人激动跪拜。
其余三人羡慕不已。一席话，就从七品知县跳到六品京官，这是多大的造化？
考选继续进行。后面几班官员，有样学样，个个大谈反腐倡廉，痛斥吏治腐败。崇祯听得频频点头，又擢升了七八人。
朝会后，新任首辅薛国观与杨嗣昌并肩走出。
“曾就义此人，倒是会揣摩圣意。”薛国观淡淡道。
杨嗣昌笑了笑：“清廉？谈何容易。天下官员，有几个不贪的？曾就义自己在江都，就真的两袖清风？”
“那皇上为何……”
“皇上需要一面旗帜。”杨嗣昌看得透彻，“如今朝野皆言加派害民，皇上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曾就义提出‘先反腐，再加派’，既给了皇上加派的理由，又迎合了皇上痛恨贪腐的心理。这样的人，自然要重用。”
薛国观沉默片刻，叹道：“可是……反腐？怎么反？从谁反起？你我都清楚，这朝堂上，有几个干净的？”
两人都不说话了。他们自己就不干净——薛国观上台后，卖官鬻爵没少干；杨嗣昌执掌兵部，军械采购的回扣拿得手软。
反腐？说说而已。真要反，第一个反的就是他们自己。
这就是大明的荒诞：皇帝需要清廉的榜样，大臣需要清廉的口号，但没人真的想清廉。大家都在演一出戏，戏名叫“君臣同心，肃贪倡廉”。
而真正的贪腐，在戏台下愈演愈烈。
五月初的刑部大堂，气氛凝重。
刑部尚书刘之凤已经六十三岁，须发皆白，但精神矍铄。此刻他手捧奏疏，声音沉稳：
“……天下囚徒皆五年一审录，此祖宗成法，以示慎刑。然高墙之内，宗室罪犯，长期不予审讯，有囚禁数十年而未决者。臣请对高墙罪宗，同于天下四徒例，五年一审，以免冤滞。”
奏疏递上，朝中议论纷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