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周家的宅邸坐落在太湖之滨，白墙黛瓦，庭院深深。
万历二十一年出生的周延儒，自幼便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聪慧。三岁能识千字，五岁可诵诗文，七岁时已能将《论语》《孟子》倒背如流。乡里乡亲都说，周家出了个文曲星下凡。
周延儒的父亲周炳是个不得志的秀才，屡试不第后在家设馆教书。他对这个长子寄予厚望，却又不解其天性。小延儒常常在课堂上神游天外，先生讲《大学》，他却在纸上画太湖的烟波；布置临摹字帖，他却模仿窗外的麻雀叫声。可每次考校，他总能对答如流，甚至能指出先生讲解中的疏漏。
“此子天资过人，然性情疏懒，恐非长久之器。”私塾先生曾私下对周炳叹息。
周炳不以为然：“我儿乃天纵之才，岂能以常理论之？”
十二岁那年，周延儒做了件让全县轰动的事。宜兴知县听说周家神童之名，特意召来考校。县衙大堂上，小延儒面对众多士绅官员，毫不怯场。
知县出题考他诗词，他略一思索，便口赞一绝；让他背《春秋》，他从隐公元年背到哀公十四年，一字不差。更令人惊叹的是，有位老举人故意刁难，问了一个冷僻的典故，周延儒不仅答了出来，还引经据典说明了出处和历代注疏的异同。
消息传到常州府，知府亲自来看。这一看，便决定保荐周延儒参加童子试。十四岁，周延儒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江南士林为之震动，都说周家出了个百年不遇的奇才。
然而在光环之下，周延儒却日渐感到厌倦。那些经史子集，他过目不忘，却总觉得缺少些什么；那些圣贤道理，他倒背如流，却难以在心中激起真正的共鸣。
他开始逃课，不是为了玩耍，而是独自跑到太湖边，看渔舟唱晚，看烟波浩渺。水天一色的景象，让他感到一种比经书更真实的广阔。
“玉绳啊，你整日游荡，将来如何科举？”周炳忧心忡忡。
“父亲，书都在这里。”周延儒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在太湖边，看到的不仅是水，还有天地之道。”
周炳摇头，却也无法反驳。儿子的功课确实从未落下。
万历四十一年，二十岁的周延儒进京参加会试。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江南。从运河乘船北上，途经扬州、淮安、徐州，他看到了与江南截然不同的景象。
淮北的旱情严重，田地龟裂，流民沿路乞讨。在徐州渡口，他亲眼目睹了一幕：一个妇人抱着饿死的孩子，跪在官船前乞食，却被差役一脚踢开。
“公子，看不得啊，看不得。”书童连忙拉他进舱。
周延儒却站在船头，久久未动。那一刻，他第一次对书本上的“仁政”“爱民”产生了真实的怀疑。那些流民脸上的麻木与绝望，是四书五经里从未描述过的。
会试在二月举行。北京春寒料峭，贡院里更是冷如冰窖。周延儒坐在狭小的号舍中，呵气成霜。考题是《论君子之道与治国之术》。他看着题目，忽然想起了徐州渡口的那个妇人。提笔时，他没有按照惯常的套路大谈仁义道德，而是写下了这样一段：
“君子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然德不能自明，需见于事；民不可虚亲，当施以实。今观淮北之旱，民有菜色，而官府赈济文书往来，实效几何？此非德不明，乃事不见；非民不亲，乃实不施也……”
三场考毕，周延儒自觉发挥平平。出贡院时，他听到其他考生议论纷纷，有人痛哭流涕说发挥失常，有人踌躇满志说必中进士。他只是默默回到客栈，收拾行装准备南归。
放榜那日，书童连滚爬爬跑进房间：“公子！中了！中了！第一名！会元！”
周延儒正在整理书籍，手一抖，一本《孟子》掉在地上。他弯腰拾起，拍了拍灰尘，淡淡说：“知道了。”
殿试在皇极殿举行。万历皇帝已经多年不上朝，这次却破例亲自主持。周延儒跪在御阶之下，能闻到龙涎香混合着陈旧木质的气息。皇帝的声音从高高的御座上传来，显得有些缥缈。
“周延儒，朕观汝会试之文，有‘事见德明，实施民亲’之论，何解？”
周延儒深吸一口气，抬起头。这是他第一次面对天子，也是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见这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一个面容浮肿、眼袋深重的中年人，龙袍虽华贵，却掩不住浑身的倦怠。
“回陛下，臣以为，道德非虚言，当见于实事；亲民非空谈，当施以实惠。如农人耕田，春种秋收，此为实；如匠人造器，尺规绳墨，此为事。治国亦然，法令、赋税、赈济、边防，皆为实事。事办则德显，实至则民亲。”
万历皇帝沉默了片刻，忽然笑了：“好一个‘事办则德显，实至则民亲’。汝年轻，却能看到实处。今辽东有事，建州女真屡犯边境，若派汝往，当如何？”
这是一个陷阱题。新科进士，从未经历实务，谈何边防？殿内众臣都屏住呼吸。
周延儒却不慌不忙：“臣未历边事，不敢妄言方略。然臣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辽东之弊，或在不知己亦不知彼。不知己，则军屯废弛、粮饷不继而不知；不知彼，则敌情虚实、部落分合而不察。故臣以为，当先派干员彻查辽东实情，再定方略。此为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四个字，让万历皇帝眼睛一亮。他这些年倦于朝政，最烦的就是大臣们空谈道德、互相攻讦。这个年轻人，倒是说了点实在的。
“善。朕点汝为状元。”
二十四岁的周延儒，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之一。跨马游街，琼林赐宴，春风得意马蹄疾。然而在荣耀的顶峰，他心中却有一丝莫名的不安。殿试时皇帝那疲惫的眼神，还有那句“辽东有事”，像阴影一样笼罩着他。
授官翰林院修撰，从六品。这是个清贵之职，主要职责是修史、撰文、备咨询。周延儒很快发现，翰林院并非他想象中学问渊博之地，而是个巨大的名利场。老翰林们忙着钻营升迁，年轻翰林们忙着拜师结党。每日工作，不过是些抄抄写写、歌功颂德的文字。
他试着提出一些建议，比如整理历年边防奏章编成摘要，以便查阅；又比如建立各地灾情通报的规范格式。但这些“实事”无人关心。
一位老翰林私下劝他：“玉绳啊，翰林院是储相之地，要学的是如何周旋，如何立言，而非这些琐碎实务。”
天启元年，也就是太庙战神的哥哥木匠皇帝上位的时候，周延儒被调到南京翰林院。这是个闲差，南京作为留都，官署齐全却无实权。他倒乐得清静，有时间读书访友。在秦淮河畔，他结识了一批文人墨客，诗酒唱和，倒也快活。
然而好景不长，天启二年，家乡传来噩耗：母亲病重。他急忙告假南归，船刚到镇江，又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短短一月之内，父母双亡。
周延儒跪在父母灵前，三日水米未进。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状元郎，第一次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与虚无。守制三年，他闭门谢客，真正静下心来读书思考。这期间，他读完了《资治通鉴》，边读边做批注。看到汉末党锢之祸、唐末牛李党争、北宋新旧党争，他常常掩卷长叹。
“党争误国，千古一辙。”他在笔记中写道，“然置身其中，能独善乎？”
他不知道的是，正是这三年守制，让他躲过了魏忠贤最疯狂的时期。天启朝的党争惨烈至极，东林党人几乎被赶尽杀绝。若他在朝，以他的出身、性格和才名，很难不卷入其中。
天启七年，守制期满。恰在此时，木匠皇帝落水后驾崩，太庙战神上位，改元崇祯。朱由检雷厉风行，很快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朝廷急需人才，周延儒被召回北京，升任右春坊右中允，成为太子属官。
重返京城的周延儒，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微妙的位置。崇祯皇帝急于摆脱阉党影响，大力提拔东林党人。而周延儒，因早年与江南文人的交往，也被视为亲近东林。但他内心清楚，自己从未真正属于任何一党。
崇祯元年冬，皇帝决定增选内阁大臣。这本来是个机会，周延儒也在候选名单上。然而东林党推出了他们的领袖钱谦益，势在必得。在最后的权衡中，周延儒被挤了下去。
消息传来时，周延儒正在书房练字。笔锋一顿，一幅好字毁了。他放下笔，看着墨迹在宣纸上晕开，像一团化不开的乌云。
幕僚张文锦小心翼翼地说：“大人，钱牧斋此番入阁，怕是……”
“怕是东林党要一手遮天了。”周延儒接口道，语气平静，“张先生，你说这朝堂之上，究竟是办事重要，还是站队重要？”
张文锦不敢回答。
周延儒自己说了下去：“我看是站队重要。办事办得好，不如站队站得对。钱牧斋文章道德，天下闻名，可他为县令时治水不力，为学政时科举有弊，这些有人提吗？没有。因为他是东林领袖。”
“那大人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周延儒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既然这个游戏规则如此，那我也不妨玩一玩。”
他找到了温体仁。这是个精于权术、善于政斗的官僚，与东林党素有嫌隙。两人一拍即合。周延儒提供钱谦益当年在浙江主考时可能的舞弊线索，温体仁负责在朝中发难。
崇祯元年十一月，温体仁上疏弹劾钱谦益“关节受贿，徇私舞弊”。崇祯皇帝大怒，下令彻查。虽然最终证据不足，但钱谦益的清誉受损，入阁之事就此作罢。
这是周延儒第一次主动参与党争。事成之后，他并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有一种深深的厌恶。
夜里，他梦见自己变成了小时候在太湖边看到的渔夫，撒网捕鱼，网上来的却是同僚们的脸，一张张扭曲挣扎。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赶走了钱谦益，周延儒和温体仁成了暂时的盟友。
崇祯二年，后金皇太极绕道蒙古，突破长城防线，直逼北京，史称“己巳之变”。朝廷震动，负责边防的东林党官员成为众矢之的。崇祯皇帝对东林党的信任彻底破裂。
十二月，周延儒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不久，首辅韩爌辞职，次辅钱龙锡下狱。周延儒接任首辅，时年三十七岁，成为大明最年轻的首辅之一。
站在文渊阁的窗前，周延儒看着紫禁城的飞檐翘角。雪落了满城，一片素白。他想起了小时候宜兴的雪，柔软而湿润；而北京的雪，干燥而锋利，像这个城市，像这个位置。
“首辅大人，各地奏章已送到。”中书舍人轻声禀报。
周延儒回过神。案头堆积的奏章，有陕西的灾情，有辽东的军报，有漕运的梗阻，有江南的税银拖欠。每一本，都关乎千万人生死；每一本，都需要他做出决策。
他坐下来，翻开第一本。是陕西巡抚的奏报：连年大旱，蝗灾继之，民饥而乱，流贼日炽。
“拟旨：令陕西巡抚开仓放粮，招抚流民，严剿顽贼。”他口述道。
“大人，”张文锦小声提醒，“陕西粮仓空虚久矣，恐无粮可放；剿贼需兵饷，户部已欠饷数月。”
周延儒沉默。他知道张文锦说得对。朝廷财政早已捉襟见肘，辽东军费、宗室俸禄、百官薪俸，样样都要钱，而税收却年年减少。
“那……令当地富户捐粮？”
“陕西富户多已南迁，留下的也自身难保。”
周延儒揉着太阳穴。这一刻，他无比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无力。状元之才，首辅之尊，在面对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时，竟如此苍白。
“先拟旨吧。”他最终说，“能救多少是多少。”
这样的无力感，在随后的日子里日益加深。辽东要增兵，没钱；河南要治河，没钱；九边欠饷，士兵几欲哗变。而朝堂之上，党争并未因东林党失势而停止，反而演变成他与温体仁的“周温倾轧”。
温体仁是个厉害角色。他摸准了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不断在皇帝面前暗示周延儒结党营私、专权跋扈。而周延儒，一方面要应对复杂的国事，一方面要防备政敌的暗箭，心力交瘁。
一次朝会后，崇祯单独留下周延儒。
“周先生，”皇帝的语气少有的温和，“朕知你辛苦。然国库空虚，流贼猖獗，建虏虎视，如之奈何？”
周延儒看着眼前这个比自己还小七岁的皇帝。崇祯才二十出头。这个年轻人，背负着整个帝国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