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四，辰时三刻，鼓楼街拐角。
修鞋匠老王出摊比平时早了半个时辰。他把工具箱摆好，小板凳放稳，又用抹布仔细擦了擦旁边那块青石板——那是给客人放脚用的。晨雾还没散尽，街面上行人稀疏，只有几个早点摊冒着热气。
老王点了一锅旱烟，慢慢抽着，眼睛看似随意地扫着四周。街对面的茶馆还没开门，旁边的布庄伙计正在下门板，远处有个挑担卖菜的走过。一切都和往常一样。
但老王知道，今天不一样。
昨天傍晚，那个穿补丁褂子的中年人送来要修的鞋时，说今天午时三刻来取。但真正来取鞋的不会是这个人，是另一个人。那个人会说暗语：“师傅，这鞋补得结实吗？”他要回答：“补了三层底，穿三年不坏。”
然后交货，收两个大洋的报酬。
老王又抽了口烟。两个大洋，是他修鞋四五天的收入。但他不是为了钱。他摸了摸怀里，那里有张泛黄的照片，是他儿子当兵前照的，穿着学生装，笑得很精神。
儿子死了三年了，老伴哭瞎了一只眼。老王没哭，他把照片贴身藏着，每天出摊前摸一摸，收摊后再摸一摸。这是他活下去的念想，也是他敢做这种事的底气。
远处传来钟声，巳时了。老王开始修第一双鞋——那是街口茶馆老板的，鞋底磨穿了，要加一层皮子。他锥子穿梭，麻线拉紧，动作熟练得像呼吸。
修到一半时，他注意到街对面多了两个人。一个靠在电线杆旁看报纸，另一个在早点摊买油条。两人都很年轻，穿普通布衣，但老王走南闯北几十年，看得出那站姿、那眼神——是当过兵的，或者现在还是兵。
他的心跳快了一拍，但手上动作没停。锥子刺破皮革，麻线穿过，拉紧，打结。汗从额角渗出来，他抬手擦了擦。
那两人没往这边看，似乎在闲聊。但老王用余光观察到，他们的位置很讲究——一个在街东头，一个在街西头，正好把这片街面控制在视野里。
是冲着他来的吗？还是巧合？
老王不确定。他只能按原计划进行。如果午时三刻真有异常，他还有备用方案——工具箱底层有个夹层，里面有包石灰粉。必要的时候扬出去，趁乱脱身。
但那是最后一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用。
他又修好一双鞋，主人家的小孩来取，给了三个铜板。老王收好钱，继续等。
时间一点点过去。晨雾散尽，阳光照在青石板路上。街上人多起来，挑担的、推车的、步行的，市声嘈杂。
老王看了眼日头，快午时了。
他放下手里的活，从工具箱里拿出那双要传递的鞋——黑色布面，千层底，右脚内侧有个不起眼的补丁，汇票就藏在补丁下的夹层里。他把鞋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又拿起另一双破鞋开始修。
午时一刻。街对面那两个人还在，但换了个姿势——一个进了茶馆，坐在靠窗位置；另一个在街角跟人下象棋。
午时二刻。老王的手有些抖，他深吸口气，稳住。锥子刺偏了，扎到手指，渗出血珠。他放到嘴里吮了吮，咸腥味。
午时三刻。
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中年人走过来，戴着圆框眼镜，手里提着公文包，像个教书先生。
“师傅，这鞋补得结实吗？”中年人问，声音不大。
老王抬头看他，心跳如鼓。不是昨天送鞋的人，但暗语对了。
“补了三层底，穿三年不坏。”老王尽量让声音平稳。
中年人点头，放下公文包，蹲下身试鞋。他穿的是皮鞋，却要试布鞋，这动作有点怪。但周围没人注意——修鞋摊前试鞋，再正常不过。
老王把鞋递过去。中年人接住，手指在补丁处轻轻按了按，感觉到里面的硬物，眼神微微一闪。
就在这时，茶馆里那个看报纸的人站起来了。他放下报纸，朝这边走来。
老王的呼吸一窒。
中年人显然也察觉到了，但他很镇定，继续试鞋，还把鞋带系好，站起来走了两步。
“嗯，补得不错。”中年人说，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大洋，放在老王的工具箱上，“不用找了。”
“谢了。”老王收钱，手有点抖。
中年人转身要走，但那个从茶馆出来的人已经走到近前。
“等等。”那人开口，声音很硬。
中年人停下脚步，转身：“有事？”
“这鞋……看着有点眼熟。”那人盯着中年人脚上的布鞋，“能让我看看吗？”
气氛瞬间紧绷。
老王的手悄悄探向工具箱底层。
同一时间，城南钟山诗社小院。
许慎之坐在书桌前，手里拿着本《全唐诗》，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从早晨起床开始，他就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
这种不安源于几个细节。
第一，昨晚他临睡前，把书桌上的几本书按特定顺序摆放——最上面是《杜工部集》，的习惯，方便第二天接着看。
但今早起来，顺序变了。《文选》跑到最上面，《杜工部集》在中间。虽然变动不大，但确实变了。
第二，他书桌左手边的抽屉，锁孔有细微的划痕。他是用一根特制的铜钥匙开的，钥匙齿很特殊，如果别人用铁丝之类的尝试开锁，会留下痕迹。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藏在《杜工部集》封皮夹层里的一张纸，被动过了。
那是一张巴掌大的宣纸，上面用蝇头小楷抄了一首诗，文天祥的《金陵驿》：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抄这首诗本身不危险，文天祥是南宋人，作品公开流传。但许慎之抄的时候，在“城郭人民半已非”这句旁边，用极淡的墨点了个点。这个点的位置很讲究——正好在“非”字的右上角。
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点代表什么。那是三七年十一月，文献抢救小组最后一次开会时，顾颉刚在分配藏匿任务后，用毛笔在名单上点的记号。点在谁的名字旁，谁就负责最重要的那批——明代以前的金陵地方志孤本。
当时那个点，点在“许慎之”三个字旁边。
现在，他发现自己抄的这首诗上，那个墨点的边缘，有极其轻微的晕染。像是有人用湿手指轻轻碰过，想确认是不是新墨。
有人翻了他的书，发现这张纸，检查了那个墨点。
许慎之感到后背发凉。
他起身在书房里踱步。书架、书桌、窗台、地面……他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没有脚印，没有指纹，没有掉落的东西。来的人很专业，几乎没留下痕迹。
但越是没痕迹，越说明问题——这不是普通的偷窃，是有目的的搜查。
搜查什么？搜查那张抄诗的纸？还是搜查别的？
许慎之走到书架前，目光扫过那一排排书脊。他的藏书分三类：第一类是公开的学术书籍，经史子集；第二类是战前收集的地方文献，大多是刻本或抄本；第三类是最隐秘的——那些文献的藏匿记录。
第三类不在书架上，在别处。
他走到墙角，那里摆着个老旧的紫砂花盆，种着一丛文竹。花盆很重，平时很少移动。许慎之费力地挪开花盆，露出
撬开青砖，里面是个铁盒。打开，是一叠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纸张。
最上面一张，是手绘的地图——金陵城简图，上面标了十几个红点，每个红点旁边有编号和简注：1.栖霞山千佛岩第三窟左侧石缝；2.紫金山天文台旧址东墙根；3.秦淮河文德桥下第七块桥石背面……
这是文献藏匿点的分布图。
藏的，当时的状态，预计保存年限。
最后一张纸，是名单——参与藏匿的人员，以及他们各自负责的点。许慎之的名字后面，跟着七个红点。
这些纸如果被发现，不只是他一个人死的问题。所有参与的人，所有藏匿的文献，都会暴露。
许慎之仔细检查铁盒。油纸包的顺序没变，但边缘有极细微的褶皱——有人打开过，又原样包回去了。
他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但紧接着，他发现一个细节：铁盒最底层，他放了一根头发。很细的头发，夹在盒底和衬布之间。如果有人打开铁盒，取出所有东西，头发会掉落。
现在，头发还在。
这说明搜查的人发现了这个暗格，打开了铁盒，但只翻了上面的东西，没有动到底层。或者……发现了头发，故意没动？
许慎之不确定。他重新包好油纸，放回铁盒，盖上盖子，推回砖下，挪回花盆。
做完这一切，他坐在椅子上，浑身冷汗。
是谁？什么时候来的？为什么要搜这些？
他想起昨天编审会上，藤田看他的眼神。那种审视的、探究的眼神，不像是对一个普通年轻学者的打量。
又想起前天林墨来，旁敲侧击问战前文献的事。
还想起更早之前，松本健一来金陵大学做“文化交流”，特意约他聊过金陵地方诗史，问得很细，尤其是关于战前金陵文化界的学术活动。
所有这些片段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可怕的推断：有人盯上他了，不是因为现在的诗社，是因为六年前的文献抢救小组。
那个他以为已经随着时间埋入尘埃的秘密，被人挖出来了。
许慎之闭上眼睛。窗外传来鸟鸣，清脆悦耳。春日的气息透过窗缝渗进来，带着花香。
这个世界看起来如此平静，如此正常。
但在这平静之下，暗流已经涌到他的脚边。
他必须做出选择：是销毁所有证据，彻底切断与过去的联系？还是继续守着这个秘密，等待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合适时机”？
又或者……该把这个秘密，交给更可靠的人？
他想起周明远。想起顾颉刚。想起那些年长的先生们。
但他不能。这是他的责任，当年顾先生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他时说过：“慎之，你年轻，记忆力好，做事细致。这份担子，你挑起来。将来有一天，太平了，这些东西要重见天日。到那时，就靠你了。”
他答应了。答应了，就要做到。
哪怕为此付出代价。
许慎之睁开眼睛，目光重新变得坚定。他走到书桌前，铺开宣纸，磨墨，提笔。
不是写诗，是抄经。《金刚经》第一章。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只树给孤独园……”
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字迹平静，手很稳。
当人知道自己可能面临什么时，反而能镇定下来。
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比命重。
巳时三刻，中央大学教工宿舍区。
马寅初的住所很简朴，两间平房，一个小院。院里种着几畦青菜，绿油油的。周明远到的时候，马寅初正蹲在地里拔草，裤腿卷到膝盖，沾着泥。
“马先生。”周明远站在院门口。
马寅初抬头，见是他，点点头：“周先生来了。稍等，我把这几根草拔完。”
周明远等在院中。他打量这个小院——墙角堆着柴火，屋檐下挂着几串干辣椒，窗台上晒着菜籽。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留学欧美、精通数国语言的经济学教授的家。
马寅初拔完草，在水缸边洗了手，请周明远进屋。
屋里更简单。一张书桌，两个书架，几把椅子。书桌上摊着稿纸，写满了公式和图表。
“简陋了些，周先生见谅。”马寅初倒茶，“战时一切从简。”
“马先生清贫自守，令人敬佩。”周明远由衷道。
马寅初摆摆手：“不说这些。周先生今日来，是为交流会的事吧？”
“是。”周明远说明来意，“影佐提议三月中旬办中日学者交流会，希望您能参加。”
马寅初没立刻回答，端起茶杯慢慢喝。茶是很普通的粗茶，但他喝得很认真，仿佛在品什么珍品。
“周先生，”他终于开口，“你觉得这种‘交流’，有意义吗？”
问题很直接。周明远谨慎回答：“从学术交流的角度，或许有。日本京都学派在汉学研究上确有建树，有些学者的功力很深。”
“但这不是纯粹的学术交流。”马寅初放下茶杯，“这是政治表演。他们要展示‘大东亚共荣’的文化成果，我们要扮演‘亲善’的配角。”
周明远沉默。马寅初说得一针见血。
“那马先生的意思是……”
“我可以去。”马寅初说，“但我有条件。”
“请讲。”
“第一，我只谈经济史。”马寅初竖起一根手指，“谈唐宋以来的江南市镇经济，谈近代通商口岸的贸易数据。这些都是纯学术，有史料支撑，他们无法扭曲。”
“第二，不谈‘中日经济共荣’。”他竖起第二根手指，“这是他们最想听的，但我绝不会说。我会谈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律——互通有无可以，但前提是平等。没有平等，就是掠夺。”
周明远记下。这和顾颉刚的思路一致——在学术框架内坚持原则。
“第三，”马寅初竖起第三根手指，“我要他们提供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日本内阁统计局编纂的《支那经济年报》。”马寅初说，“从昭和十二年（1937年）到今年的，全套。以及大藏省、商工省的相关经济统计资料。”
周明远一愣：“这些资料……他们肯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