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的雾气似乎永远不会真正散去。那灰白色的浓稠水汽裹着十月末的寒气，像一块浸透了冰水的裹尸布，将贝克街221B的窗玻璃蒙得模糊不清。我坐在壁炉旁，看着火焰在潮湿的木柴上挣扎，发出细碎的噼啪声，而福尔摩斯则站在那张占据了半面墙的伦敦东区地图前，已经整整三个小时没有动过像样的姿势。
他的指尖捏着一支炭笔，笔尖悬在地图上空，如同一只蓄势待发的猎鹰。地图上那些代表凶案的红钉、象征“弹簧腿杰克”传说的蓝钉，以及标注“银星会”集会点的黑钉，早已被他用无数条直线、弧线和虚线连接成一张复杂的几何网络——那是我们之前推断出的“恐怖多面体”的平面投影。此刻，他的目光死死盯着网络中心一片尚未标记的区域，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狂热的专注，仿佛能穿透纸张，看到地底深处隐藏的秘密。
“华生，”他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炉灰呛过，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拿我的计算尺来。还有那本记着柏拉图立体参数的笔记——就在你手边的抽屉里。”
我连忙起身，将黄铜制的计算尺和那本写满公式的牛皮纸笔记递过去。福尔摩斯接过工具，指尖在尺面上滑动的速度快得几乎产生残影。他先是以伯纳街（斯特赖德案）和米特尔广场（艾道斯案）为两个顶点，计算出两者之间的距离与夹角，又对照着笔记上正二十面体的棱长比例，在地图上标出第三个虚拟顶点；接着，他将之前所有凶案地点的坐标逐一代入公式，用炭笔在地图中心画出一个极小的圆圈。
“找到了。”他放下计算尺，炭笔在圆圈中心重重一点，“所有几何线条的交汇点，这个多面体的核心——就在斯皮塔佛德区，一栋废弃的钟楼。”
我凑过去细看，那个圆圈标注的位置靠近白教堂市场的边缘。我对那一带有些印象，几年前出诊时曾路过，记得有一栋孤零零的石制建筑歪斜地立在街角，只是当时并未在意它是座钟楼。
“那是座维多利亚早期的建筑，”福尔摩斯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伸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泛黄的《伦敦建筑史补编》，翻到折角的一页，“建于1842年，原本是为了替代当地一座被大火烧毁的老教堂钟楼。但建成后不到十年，就因为地基沉降开始倾斜，像比萨斜塔一样。到了1870年，钟表机械彻底损坏，市政厅便将它废弃了。”
他顿了顿，指尖在书页上那幅模糊的钟楼插图上划过，“更有趣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在注释里提过一句——‘该建筑内部结构异常，部分墙体夹角偏离常规几何，易引发观者眩晕不适’。你看。”
我心中一凛。一座从诞生起就带着“几何异常”的钟楼，恰好位于所有凶案构成的恐怖多面体中心——这绝不可能是巧合。
次日清晨，我们放弃了马车，选择步行前往那座钟楼。斯皮塔佛德区的街道比贝克街更加破败，泥泞的路面上散落着腐烂的菜叶和煤渣，衣衫褴褛的孩童在巷口追逐，他们的笑声里带着一种令人心酸的尖锐。越靠近钟楼，周围的房屋就越显颓败，不少门窗用木板钉死，墙面上爬满了墨绿色的青苔，空气中除了煤烟味，还多了一股潮湿的霉味，像是陈年的木头在腐烂。
远远地，我们就看到了那座钟楼。它比我记忆中更加歪斜，灰色的石墙布满了裂缝，塔顶的风向标早已锈成了暗红色，歪歪斜斜地指向天空，像是在无声地求救。钟楼周围围着一圈低矮的铁栅栏，栏杆上的尖刺大多已经折断，上面缠绕着干枯的藤蔓，仿佛一道早已失效的屏障。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苍老的声音突然从栅栏旁的一间小木屋传来。那屋子像是用废弃的木板拼凑而成，屋顶盖着破旧的油布，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守夜人”木牌。一位穿着厚重羊毛外套、戴着毡帽的老人从屋里走出来，他的背驼得厉害，手里拄着一根顶端包铁的拐杖，浑浊的眼睛里带着警惕的神色。
福尔摩斯上前一步，语气温和地亮出自己的名片：“我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位是我的同伴华生医生。我们正在调查一些与本地相关的案件，想来看看这座钟楼。”
老人接过名片，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才缓缓抬起头：“福尔摩斯……我好像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你们是来查‘开膛手’的？”他的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这地方可不干净，最好离远点。”
“您在这里守夜很久了吗？”福尔摩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顺着老人的话问下去，“听说这座钟楼有些奇怪的传闻？”
老人叹了口气，走到栅栏边，伸手摸了摸冰冷的铁栏杆，像是在抚摸一件古老的遗物：“我守在这里快二十年了，从钟楼废弃那年就来了。这地方啊，打从建起来就透着邪性。当年盖楼的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跟着我爹去工地上送过饭。你知道那些工匠怎么说吗？他们说这楼的墙不对劲——明明量着是直角，砌出来却总是歪的，有的墙角看着像九十度，实际量一下，要么小于八十，要么大于一百，眼睛看久了就头晕。有个老石匠说，这地方的‘地脉’不正，建什么都得歪。”
他顿了顿，往我们身边凑了凑，声音压得更低了：“到了晚上，更邪门。有时候能听见钟楼里有声音——不是风声，是那种……像是金属在摩擦石头的声音，还有断断续续的、像是狗叫又不是狗叫的低吼。有一次，几个喝醉的水手不信邪，撬开锁进去了，结果没到半小时就疯疯癫癫地跑出来，说里面的楼梯是绕着圈往上的，越走越晕，还看见墙缝里有东西在动。从那以后，就没人敢靠近了。”
“最近呢？”福尔摩斯追问，“最近有没有看到陌生人靠近钟楼？或者听到什么不一样的声音？”
老人皱起眉头，仔细回忆了一会儿：“大概半个月前，有个穿黑斗篷的人来过，戴着兜帽，看不清脸。他在钟楼外面站了很久，还拿着一个像是罗盘的东西在测量，嘴里念念有词的。我喊了他一声，他就匆匆走了。还有，前几天晚上，我好像听到钟楼里有铃铛声——不是那种完整的响声，是‘叮’的一声，特别轻，但很清楚。那铃铛几十年前就锈死了，怎么可能响？”
福尔摩斯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您能确定是半个月前吗？具体是哪一天？”
“应该是……九月三十号左右？”老人想了想，“那天晚上下着小雨，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女儿给我送了件新的羊毛衫。”
九月三十号——正是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和凯瑟琳?艾道斯遇害的日子。那个穿黑斗篷的人，极有可能就是“银星会”的主持者，甚至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追查的“弹簧腿杰克”。
谢过老人后，我们绕着钟楼走了一圈。栅栏的门锁早已生锈，但靠近地面的一根栏杆有被撬动过的痕迹，新鲜的划痕还清晰可见。福尔摩斯蹲下身，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着划痕，又从口袋里取出一张透明的赛璐珞片，将之前在凶案现场描摹的怪异足迹图案放在划痕旁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