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强大的“感召力”。它不诉诸对地狱的恐惧，而指向现世的安宁与希望；不强调人的原罪，而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它或许没有教堂彩窗那么绚烂，没有管风琴音乐那么庄严，但它像脚下的土地一样坚实，像每天的日出一样可靠。一个在这里有田种、有屋住、孩子有书读、生活有奔头的人，会被几句“赎罪”、“天堂”轻易打动吗？或许会有人需要那种精神寄托，尤其是那些经历坎坷、心灵脆弱的流民，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看着庄园一天天变好、自己亲手参与建设的庄客们，他们的“信仰”，早已牢牢系在这片土地和它代表的秩序之上了。
至于那些商人，他们或许虔信，但他们更精明。他们来“盛京”，是因为这里安全、公平、能赚钱。只要这个根本不动摇，他们不会因为这里多了一个或少了几个神父就放弃生意。教会能给他们灵魂的安慰，但“盛京”能给他们现实的财富和保障。孰轻孰重，这些走南闯北的人，心里自有一杆秤。
所以，杨亮不担心文化被侵蚀。他怕的是麻烦，是格里高利利用宗教地位制造的政治和贸易麻烦。既然麻烦找上门，那就用谈判和规则把它框住、化解掉。把精力耗在和教会无休止的猜忌与对抗上，才是真正的愚蠢。
这些深邃的思量，杨亮并未完全说出口，但那份从容和笃定，已经透过他的眼神和语气传递给了儿子。他只是缓缓道：“我们走的路，是让人靠自己的力气和头脑，把日子过好的路。我们造的犁耙能开更深的土，我们修的磨坊能省下人力，我们定的规矩让弱小者不受欺辱，我们建的学堂给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这些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比任何描绘天堂的画饼都实在。只要我们自己不走歪，不忘了根本，让大家的日子一直有盼头，那么，谁来传什么教，都不必过于担心。人心自会衡量。”
他看向杨保禄，目光深沉：“保禄，你将来要掌舵。记住我今天的话，也记住我们为什么要建这座庄园。对外的灵活和底线，对内的坚实和公道，这两条，无论世事怎么变，都不能丢。至于教会……就当是个需要谨慎相处的、特别的邻居吧。他派神父来，我们按规矩接着。这事，回头我让其他人去苏黎世一趟，跟那位主教大人好好‘商议’出个章程来。你这次做得很好，遇事不决，回来商量，这就对了。”
杨保禄听着父亲的话，尤其是那句“人心自会衡量”，只觉得心中豁然开朗，从苏黎世带回来的那点阴郁和担忧，此刻被一种更宏大、更坚实的信心所取代。他郑重地点头：“是，父亲，我记下了。”
窗外的夕阳将最后的余晖洒进书房，落在那些手抄的书册上，落在父子二人沉静的脸上。远处的工坊区传来隐约的敲打声，那是铁与火的交响，是这片土地上，另一种更铿锵的“信仰”在持续生长。院墙之外，属于格里高利主教的十字架或许终将立起，但杨保禄此刻确信，那不会动摇这座山谷真正的基石。
在家休整的两日，时间仿佛被拉长、揉碎，细细地洒在了日常的缝隙里。杨保禄刻意放下了所有与“盛京”事务相关的思虑，将自己完全浸入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中。
他的长子杨定坤刚满五岁，正是对万物充满粗野好奇的年纪，性格里已然有了杨家人特有的沉静底色，但终究还是个孩子。次女杨溪云才二岁，粉雕玉琢，是全家人的心头肉，尤其受祖母和母亲诺丽别的宠爱。杨保禄带着定坤去河边，看水车如何不知疲倦地将河水舀起，倾入木槽，告诉他水流的力量如何被齿轮和连杆驯服，变成工坊里锻锤起落的动力。孩子听得半懂不懂，但眼睛亮晶晶的，对那哗啦啦的水声和机械的节奏着了迷。他又抱着溪云在谷仓边的空地上，指认各种农具和晾晒的草药，小女儿咯咯笑着，用柔软的小手去摸耙齿上冰凉的铁，咿咿呀呀地问着不成句的问题。
夜里，一家四口睡前闲聊，诺丽别低声讲述着白日里工坊的琐事，定坤已经睡着，溪云蜷在父亲怀里，呼吸均匀。油灯的光晕染出一小圈温暖，将木窗外的寒意和远方可能存在的纷扰都隔绝开来。这种具象的、触手可及的安宁，像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他。有那么几个瞬间，杨保禄几乎觉得，就这样守着家业，看着儿女长大，似乎便是人生全部的意义了。
然而，当清晨独自站在院子里，望着东面山谷开口处渐亮的天空时，那股沉寂了没多久的躁动，便又如地下伏流般悄然涌起。苏黎世之行，像在他原本平静的心湖里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虽已平复，但湖面之下，某种东西被激活了。他见识了主教城堡的森严与算计，闻到了大教堂工地石灰的刺鼻气味，穿行过码头区污浊而充满野蛮生机的街巷。那些景象、气味、声音，与他从父亲留下的旧世界影像碎片（如今已只能靠回忆）、或是与乔治叔叔等行商交谈中得来的间接认知，截然不同。那是活的、粗粝的、充满复杂气味和危险魅力的“真实”。
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存在着一大片空白。他知道莱茵河下游有科隆、美因茨这些名字，知道那里人口更多，商路更繁忙，势力交错更复杂，但也仅止于此。它们就像地图上几个冰冷的墨点，缺乏血肉和温度。父亲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庄园藏书楼里的手抄本他读了不少，可这“万里路”，他几乎还没开始。一种强烈的、近乎本能的好奇与渴望，在他胸膛里鼓胀——他想亲眼去看看，那些只在言语和想象中存在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想去丈量一下，盛京之外的天地，究竟有多宽广；想去验证一下，从书本和长辈口中得来的道理，在更广阔、更混乱的现实中是否依然有效。
这个念头一旦清晰，便再也挥之不去。第三天早饭时，他看着父亲慢慢喝完碗里的粟米粥，放下筷子，斟酌着开口：“父亲，家里最近诸事平稳，河口集市的章程，工坊的熟手们也都能独当一面。我……我想再出去一趟。”
杨亮抬眼看了看他，没说话，继续用布巾擦了擦手，示意他说下去。
“上次只到了沙夫豪森和苏黎世，算是家门口转了转。”杨保禄语气平实，但眼神里的光泄露了他的迫切，“这次，我想顺莱茵河往下游走走，去科隆，或者更远些的地方看看。不为了买卖，就是……就是想去亲眼见识见识。看看那些大城市，看看法兰克腹地的人们怎么生活，各地的领主、主教、商人又是如何行事。老听乔治叔叔他们说，总觉得隔了一层。”
杨亮沉默了一会儿，目光投向窗外正在给菜孙子孙女洗手的妻子，又收回来，落在儿子脸上。他看到了那份年轻人特有的、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也看到了这份向往之下，逐渐沉淀下来的稳重思量。他想起自己像他这么大时，早已在另一个世界走南闯北，而保禄，五岁来到这里，在这山谷中长大，最远的足迹不过苏黎世。他的世界，确实太小了。
“心里又痒了？”杨亮问，语气听不出波澜。
“是。”杨保禄老实承认，“觉得该出去看看。老窝在家里，眼界只有山谷这么大，遇到事情，想的总难免局限。就像这次主教的事，若是我对教会在外面的真实影响和行事手段了解得更深些，或许当时应对能更从容。”
这个理由打动了杨亮。他并不希望儿子成为一个只知守成的庄园主。未来的“盛京”若要真正立足，甚至发展，它的掌舵人必须对所处的时代有真切、立体、甚至冷酷的认知。这份认知，无法完全从书本和转述中获得，必须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有时甚至需要用身体去承受。温室里长不出历经风雨的栋梁。
“去看看也好。”杨亮终于点了点头，“读再多的游记，不如亲自走一遭。咱们对莱茵河下游的了解，确实大多依赖乔治和他那些同行的话，是真是假，是多是少，需要你自己去分辨。不过，”他话锋一转，神色严肃起来，“下游不比阿勒河这边。地方大，势力多，水也更深。伦巴第的战事刚歇，萨克森那边查理曼的手也伸得越来越长，各地领主、主教、商人行会，关系盘根错节。路上不会太平，码头上坑蒙拐骗、偷盗抢劫更是常事。你打算怎么去？带谁去？”
见父亲同意，杨保禄精神一振，显然早有腹案：“坐船去最方便。乔治叔叔月底前有一批货要发往科隆，我可以搭他的船队，路上有照应。到了地方，再视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前行或换乘。人还是带上次那几个：杨石锁他们三人依旧，再加上一个小埃里克，他心思细，对外伤草药也熟。我们五个足够了。”
“五个……”杨亮沉吟片刻，“人贵精不贵多。杨石锁他们几个的身手和警觉，我信得过。不过，装备要带足。你们的护甲，尤其是那几套板甲组件，平时就放在船舱暗格里，非必要不显露。但贴身的软甲、武器必须随身。另外，”他顿了顿，目光变得锐利，“我让火药坊再给你们准备六颗新制的手雷，外壳加厚了，防潮也做得更妥帖。每人带足两个，紧要关头，这东西比什么刀剑都有用。记住，这是最后保命的手段，非生死关头，绝不可轻用，更不可在人前显露！”
“是！”杨保禄郑重应下。他知道父亲这是把庄园压箱底的威慑力量分了一部分给他。手雷的制造和使用方法，在杨家是最高机密之一，父亲肯让他多带，既是保障，也是莫大的信任。
“还有，”杨亮继续叮嘱，“钱要带足，但不要都放在一处。金银币、易货的香料、还有我们自产的几样小巧玻璃器皿和精钢匕首，分开放。出门在外，财不露白是铁律。多看，多听，少说，尤其不要轻易与人争论信仰、领主是非。遇到事情，先忍三分，判断清楚再行动。若是遇到官面上的麻烦，能花钱消灾就不要硬顶，实在不行，亮出我们与苏黎世主教有贸易往来的牌子，或许能挡一挡。但归根到底，保全自身为第一要务。实在不行，东西可以丢，人可以跑，活着回来最重要。”
这些嘱咐朴实琐碎，却凝聚着杨亮两世为人的生存智慧。杨保禄一字一句认真记下。
“家里不用担心，有你妈和我在。”杨亮最后摆了摆手，语气缓和下来，“出去开开眼界，也替家里看看，下游有没有我们用得着的新东西、新技术，或者……值得留意的新消息。去吧，跟你娘和诺丽别说一声，别让她们太挂心。”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天，杨保禄一边悄无声息地做着出发前的准备，检查随身的武器，试穿软甲确保活动自如，将父亲交代的各类钱物分门别类藏好，一边尽量抽出时间陪伴家人。诺丽别默默地帮他整理行装，在每一件衣服的夹层里细细缝进一小片驱虫的草药，没有多问，只是眼神里盛满了不舍与担忧。定坤似乎察觉到父亲要出远门，比平日更粘他，而溪云依旧无忧无虑。
出发的前夜，杨亮将杨保禄叫到书房，递给他一个油布包裹的小本子和一支炭笔：“看到的，听到的，觉得有用的，都记下来。不一定要多工整，自己看懂就行。地图、物价、人物关系、城市布局、特别的见闻，哪怕是哪里厕所比较干净，都可以记。”
杨保禄接过这本特殊的“旅行笔记”，感觉掌心沉甸甸的。
翌日清晨，天色微熹，河面上还飘着淡淡的雾气。码头上，乔治的船队正在做最后的装载。杨保禄与父亲、弟弟用力拥抱了一下，又轻轻抱了抱眼眶发红的母亲和强忍泪水的妻子，摸了摸两个孩子的头，不再多言，转身带着四名同样装束利落、神情精悍的伙伴，踏上了跳板。
杨石锁最后上船，朝岸上的杨亮和杨定军抱拳行了一礼，目光沉稳如磐石。
船只缓缓离岸，顺着阿勒河平稳的水流向北驶去，渐渐融入河面的薄雾中。岸上的人影越来越小，最终与码头、屋舍、城墙融为一体，只剩下那片熟悉的、生机勃勃的山谷轮廓。
杨保禄站在船尾，久久回望，直到那片轮廓也模糊不见。他转过身，面朝船行的方向。前方，阿勒河即将汇入更宽阔的莱茵河，河水将带着他们，流向传说中更繁华、也更未知的远方。晨风带着河水的凉意吹在脸上，他心中那点离家的怅惘迅速被一种混合着紧张、期待与豪情的激荡所取代。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按了按怀中硬壳笔记本的位置，又触碰了一下外套内衬里，那冰冷而坚硬的铁皮疙瘩。
旅程，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