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军是被鸡鸣叫醒的。
他睁开眼，窗外的天还没完全亮，灰蒙蒙的晨雾裹着东山，只有东边天际线透出些许蟹青色的光。身侧的玛蒂尔达还在睡，呼吸匀长，一只手搭在小腹上。
他轻手轻脚下床，怕吵醒她。靴子昨晚忘了烘烤，还是潮的，套进去时脚趾触到一阵冰凉。
藏书楼里，父亲和哥哥已经在等他。
图纸还摊在昨天那张长桌上，油灯不知烧了多久，灯盏里积了一层焦黑的油垢。杨保禄正端着碗喝粥，看见弟弟进来，拿筷子朝对面凳子点了点。
“吃过了？”
“没。”杨定军坐下，面前已经摆好一碗粟米粥，边缘凝了一层薄皮。他端起碗，三口并两口喝完，烫得舌头发麻。
杨亮把空碗收走，从图纸堆里抽出一张。那是杨定军熬了十天画的总平面图，边角有些卷翘，墨迹干透后呈现出沉稳的哑光。
“这张图，”杨亮说，“从明天开始，你负责落地。”
杨定军愣住。他放下碗，筷子搁在碗沿，发出清脆的磕碰声。
“父亲，我只管规划。”他说，“画图画图，计算计算，这些我在行。但是组织施工、调度人手、应对工地上的突发状况……”他摇头，“那不是我的长处。”
他看向杨保禄，眼神里带着明显的求助：“哥，你来吧。你管集市这么多年，这些事你比我熟十倍。”
杨保禄把空碗一推，没有接话。他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弟弟。
“我那活儿更多。”他的声音从窗口传来，带着晨风的凉意，“内城虽然没有被洪水直接淹，但内涝严重。学堂地基泡了三天，东墙已经出现裂缝。工坊的地下水倒灌，两个炉子熄了火。还有粮仓——底层的粮食虽然没有进水，但湿度太高，再不翻晒就发霉了。”
他转过身，看着杨定军：“这些事，我一个人已经忙不过来。”
杨定军张了张嘴，又闭上。
杨保禄走回桌边，双手撑在桌沿：“你以为我愿意推给你？码头重建、集市重修、排水系统重铺——这是这次抗洪之后最大的工程，谁不想干出点名堂来？”
他的语气放软了些：“但我确实分身乏术。内城那摊子，离了人，转不动。”
杨定军沉默。他知道哥哥没有撒谎。昨天傍晚他从藏书楼出来时，正碰上工坊的老汉斯急匆匆往内城跑，说是熔炉的烟道堵了，得赶紧通开，不然新烧的那批瓦片要废。老头跑得气喘吁吁，六十多岁的人了，腿脚不利索，还是跑。
杨亮开口了：“定军，这十年你一直在藏书楼里做研究、搞实验。你哥在外面风吹日晒，管集市、管贸易、管治安，你知不知道他一年走坏多少双靴子？”
杨定军不知道。
“去年冬天，”杨亮说，“你哥左脚冻伤，晚上回屋脱靴子，袜子黏在脚上，硬撕下来的。他有没有跟你说过？”
没有。一次也没有。
杨定军低下头。他想起自己这些年在藏书楼里，夏天有冰鉴，冬天有火盆。书桌靠窗，光线最好的位置。研墨有人，裁纸有人，需要什么材料，跟哥哥说一声，过几天就从商队那里换来了。
而那些东西，每一件都是哥哥在外面谈下来的。
“那……”他听见自己的声音有些涩，“父亲年纪大了，总不能让他天天去工地盯着。”
杨保禄笑了，是那种如释重负的笑：“你总算说到点子上了。”
他走过来，手掌拍在杨定军肩上：“放心，不是让你一个人扛。我把弗里茨拨给你，他管过外城的施工队。还有埃吉尔，‘远瞳’队的人随你调。图纸是你画的，没有谁比你更清楚这里头的关节。”
杨定军看着桌上的图纸。那条他画了五遍的主干道，那组他计算了十二次的排污坡度，那个他反复调整了位置的码头吊装架……这些线条和数字，将要变成真正的街道、管道和建筑。
“我试试。”他说。
“不是试试。”杨亮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沉，“是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事了。”
一整天，杨定军泡在工地上。
他穿着父亲那件旧蓑衣——自己的那件在抗洪时刮破了，玛蒂尔达还没补好。蓑衣有些短，下摆遮不住小腿，雨水和泥浆溅上来，很快就湿透了裤脚。
弗里茨跟在他身后，手里捧着本崭新的麻纸簿子，那是杨定军今早临时画的“施工进度表”。表上分了十几个格子，每个格子写着任务名称、负责人、所需人手、预计工期。
“码头基础开挖，需要四十人，四天。”弗里茨念着，抬头看了看正在清理淤泥的工地，“现在能抽出来的人，满打满算二十七个。”
杨定军在泥地里蹲下，捡起根树枝，在地上划拉。
“采石场那边呢？”
“明天能送十二个人过来，但要自己带干粮。”
“让厨房统一送。”杨定军说，“中午加一顿干的，记我账上。”
弗里茨飞快地记下来。笔尖在麻纸上刮出沙沙的声音。
傍晚收工时，杨定军已经走了三万步。脚底磨出两个水泡，走路有些瘸。他坐在码头废墟的残桩上，脱下靴子倒水，发现袜子已经泡得发白。
“二少爷，”弗里茨递过来一块干饼，“歇会儿吧。”
杨定军接过饼，咬了一口，嚼得很慢。他看着眼前这片工地——五十多个人正在搬运木料，三十多个人在开挖基础槽，还有二十几个人在清理从淤泥里挖出来的杂物。每个人都在动，都在流汗，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忙碌。
这是他的工地。这些人是他的队伍。
他突然明白了父亲和哥哥为什么非要把这担子压给他。
不是为了考验他。不是因为人手不够。是因为——这是他画下的蓝图，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每一根线条想去的地方。
夜里，杨定军回到藏书楼，想赶在睡前把明天的施工安排再过一遍。
推开门，灯亮着。
杨亮坐在长桌边，面前摊开的正是码头集市区那张总图。
“父亲。”杨定军走过去，“这么晚了……”
“坐下。”杨亮没抬头，手指点在图纸的东南角，“这块地方，你再好好想想。”
杨定军凑近看。那是码头和集市之间的一片低洼地，洪水退去后淤积了半尺厚的泥浆，目前作为临时堆料场使用。他在规划时没有特别处理——只标注了“待定”，用虚线画了个圈。
“这里地势太低，”杨定军说，“重建也不适合盖房子，下次发大水还会淹。”
“我知道。”杨亮说，“所以我的想法是——不盖房。”
“把它铺平，压实，垫高。”杨亮手指在虚线上划了一道，“这边修几级台阶，抬到集市主路的高度。上面是个小广场，不用太大，够一两百人站就行。”
杨定军顺着父亲的手指想象那个画面。台阶，广场，抬高的地面。平时人们可以在这里聚集，办集市日的时候可以摆临时摊位，过节的时候可以搞活动。站在广场边缘，能望见阿勒河的河面。
“不是浪费。”杨亮说，“被洪水淹过的地，种不了庄稼，建房子又不安全，空在那里只会长杂草。不如给它个用处，让住在这里的人多个念想。”
他顿了顿：“你小时候，每年夏天我都带你和你哥去河边看水。你记得吗？”
杨定军记得。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他还很小，被父亲架在脖子上，能望见很远的河湾。父亲会指给他看哪里水流急、哪里水势缓、哪里适合建码头、哪里容易淤积泥沙。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只觉得好玩。
“这片河滩，”杨亮说，“我看了三十三年。春夏秋冬，晴雨风雪，都看过。现在我想，以后也能有人站在这里看河。”
杨定军没有说话。
他想起自己图纸上那些待定的虚线。原来那不是空白，是父亲早已想好、只等着他落笔的答案。
“父亲，”他开口，声音有些涩，“我……”
“你别说。”杨亮摆摆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人手不够，工期太紧，你又没干过施工又没空再改图纸。”
老人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就当帮我的忙。我这辈子，可能就剩这一回能亲眼看着自己想的东西，从图纸上站起来。”
杨定军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我明早开始画。”他说。
回到住处时，玛蒂尔达还没睡。她坐在堂屋的椅子上，膝头摊着一块浅灰色的亚麻布——还是那件给未出生孩子的小衣。针脚细密匀整，已经快要收口了。
“回来这么晚。”她放下针线，扶着腰慢慢站起来，“我给你热了水，烫烫脚。”
杨定军坐在小板凳上，把脚浸进木盆。热水漫过脚面，刺痛之后是舒展开的酸胀。他靠着椅背，闭眼。
“又被派活了吧？”玛蒂尔达在他身后坐下，轻声问。
杨定军没睁眼：“你怎么知道。”
“你每次被派活，回家就是这个样子。不说话，一直皱眉。”她的手按在他太阳穴上，轻轻揉着，“画完了吗？”
“还没。”
“画完了吗？”
“……明早画。”
玛蒂尔达没再问了。她的手继续揉着，力道不轻不重，刚好。
杨定军睁开眼，看见妻子的肚子。五个月了，已经很显怀。他忽然想，等孩子长到会跑会跳的年纪，他要带孩子去那个新修的小广场。
站在台阶最高处，看阿勒河的河水。
“玛蒂尔达。”他说。
“嗯？”
“等工程忙完，我带你去河边看看。”
玛蒂尔达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轻，像春夜的风。
“好。”她说。
木盆里的水渐渐凉了。窗外，月亮升过东山，银白的光落在窗台上。
杨定军又闭上眼。他的脑子里没有停止——台阶的级数、广场的铺装、排水坡度的衔接、与主路连接处的收边……这些细节像河里的浮木，一截一截漂过来。
他明天要早起。去丈量那片低洼地的实际尺寸，去估算需要多少夯土和碎石，去把那道父亲看了三十三年的河岸，画成图纸上实实在在的线条。
这担子确实重。
但他好像也没那么想推了。
距洪水退去已经两个半月。
杨定军站在新码头的栈桥上，手里攥着卷成筒状的施工图，靴底踩在刚铺好的松木板上，发出空洞的回响。栈桥还没完全竣工——尽头三丈还空着，工人们正在水下打最后一批桩基。秋日的阳光照在河面上，波光碎成千万片金鳞。
他低头看了眼图纸。码头主体工程完成了七成，泊位区的桩基全部入土，三座吊装架立起来两座，第三座正在调试传动装置。按照这个进度，再干二十天，第一批货船就能靠岸。
两个半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汪洋。
“二少爷！”
弗里茨从栈桥那头跑过来，靴子踏在木板上咚咚响。他手里举着块石板，上面用炭笔潦草地记着几行数字：“采石场送来的新料比预计少了三成，说是有两辆牛车陷在半路，车轴断了。”
杨定军接过石板，眉头微蹙。车轴断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暴雨过后道路翻浆，重型牛车压上去，原木做的车轴撑不住。他这几天正琢磨着能不能给车轮包一圈铁皮，但工坊的铁料优先供应码头和集市重建，一直排不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