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将“乘马”的“行”与“婚媾、事务”的“生”绑定，孔子将其与“道德、治国”的“生”绑定，本质上都是“行生统一”观的体现——正如《周易·系辞下》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乘马”的“变”（从徘徊到践行）正是“蒙生”从“穷”到“通”的关键，而“变”的核心就是“行”。
五、文化影响：“乘马”蒙生隐喻的后世延伸
文王与孔子构建的“乘马”蒙生隐喻，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哲学、文学与礼仪文化，成为中国传统“生成论”思想的重要符号。
在哲学领域，《荀子·劝学》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其“跬步—千里”的逻辑与“徘徊—践行”一脉相承，都是强调“初始实践”对“事物生成”的意义。在文学领域，《诗经·大雅·大明》“文王初载，天作之合”以“文王初始”喻“周室生成”，暗用“乘马”的蒙生隐喻；唐诗中“宝马雕车香满路”（辛弃疾《青玉案》）虽为写景，但其“车马”的“行动感”仍暗含“生成”的意味。
在礼仪领域，西周“亲迎”之礼中“新郎乘马迎亲”的仪式，直接源于《周易》“匪寇婚媾”的“乘马”意象，将“乘马践行”与“婚姻生成”的伦理意义固化为礼仪制度，延续至今。
六、结语：从“具体行为”到“哲学符号”的文化建构
文王与孔子对“乘马”的阐释，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建构”：他们从西周贵族的日常出行经验中，提炼出“徘徊—践行”的行为模式，再将其与“事物蒙生”的哲学思考相结合，最终形成兼具象数基础与义理内涵的隐喻体系。
文王的贡献在于“具象化”——以“乘马”的真实形态对应“蒙生”的自然状态；孔子的贡献在于“伦理化”——以“乘马”的行为逻辑对应“蒙生”的道德实践。二者共同证明：中国传统哲学的“生成论”并非抽象思辨，而是源于生活经验的理性升华；“乘马”这一平凡行为，正是这种“生活—哲学”转化的典型载体。
这种转化的核心，是周人“观物取象”的认知方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上》）。“乘马”作为“远取诸物”的范例，其从“徘徊”到“践行”的语义延伸，不仅是语言的发展，更是中国哲学“从具体到抽象、从自然到人文”的思维历程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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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之《益》
《屯》初初萌，肇始维艰。水雷交织，困境待援。上六交变，《益》象呈焉。风雷鼓动，转机可瞻。
上六“泣血”，妄动致患。《益》诫小人，变革求变。创业伊始，《屯》劝谨严。详察风险，勿进勿躁。《益》指前路，合作求全。
个人发展，蓄力待时。欲破困局，外力可依。至于婚媾，诚笃为宜。姜氏后裔，情厚意深。
《屯》《益》之理，情境相稽。《易经》为鉴，理性为基。
《坎》为水，《震》为雷，《巽》为风。水借风势于雷上，若舟凭风水而行。有舟楫以济险，复得水性之润，遂能达于彼岸，此即“乘马班如，求婚媾”之喻也。禽雁委积，束帛为献，婚姻之礼既备，故曰“往吉，无不利”。
《屯》之《益》
乘马班如，求婚媾。
往则吉，无不利。
青鸾于渚，交颈而戏。
某氏之女，将归于冀。
三世其兴，匹于良士。
六世之后，声振都邑。
《屯》之《复》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云雷屯，震下坎上；雷在地中，复，震下坤上。
《屯》之《复》，坎变坤也。坎为险，坤为地；去险就安，犹难中求存也。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吉孰大焉？微雨润苗，不溃其根，故吉；洪流灌野，必毁其庐，故凶。《屯》者，始也，物之始生，力弱难成，妄动则殆。
《坎》水也，《震》雷也，《坤》土也。水涸为土，雷隐于地，《屯》变《复》也。有水之泽而藏于土中，不泛溢则利生，故曰“屯其膏”。施泽于近，小惠也，故“小贞吉”；欲泽于远，力所不逮，故“大贞凶”。
犹有戒焉，故曰“其在慎乎”？泽止于境，不越疆则安，故曰“其在自守乎”？必伯姓也，伯夷之后也，夷之秉性，守分不逾，物莫能扰，此其宁乎。
《屯》之《复》
屯其膏，积其光。
玄驹于田，载驰载翔。
某氏之胄，将依于桑。
三世其荣，比于公行。
七世之后，显于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