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11月的第一周。
《时代》周刊国际版的封面，罕见地没有使用任何政治人物或战争场景的照片，而是采用了一幅风格简洁、略带超现实意味的插画：一道撕裂夜空的紫色闪电，照亮了一栋南方风格的白木板房，窗口透出温暖的灯光，隐约可见一个婴儿的轮廓。
标题是醒目的粗体——《一个美国“傻子”的诞生：来自东方的寓言，还是预言？》
文章开篇，便是《阿甘正传》那场雷雨中的争论与诞生。
如同贾玉振和玛丽预料的那样，惊雷炸响了。
最初的涟漪来自知识界和媒体圈。
《纽约客》迅速转载了部分章节，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标题充满挑衅意味：《我们是否失去了嘲讽领袖的勇气？——从一部中国小说谈起》。
文章犀利地指出：“如果连一部明显是虚构的、来自友好盟邦作家笔下的、对一位伟大领袖进行文学化探讨的作品，都要引发如此紧张的审查焦虑，那么我们所珍视的言论自由基石，是否正在被战时过度的‘政治正确’所侵蚀？”
紧接着，保守派阵营的《芝加哥论坛报》以社论猛烈回击，措辞严厉：《警惕来自东方的“友好”毒箭——评〈时代〉周刊刊载可疑小说》。
文章将贾玉振描绘成一个“可能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影响”“试图以文学手段瓦解美国人对伟大领袖信仰”的阴险作者，并质疑《时代》周刊在此敏感时期刊登此类内容的动机。
华盛顿的反应则更为微妙。白宫新闻秘书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此事时，给出了标准而模糊的答复：“总统先生相信美国人民的判断力，也相信健康的文学讨论不会影响我们赢得战争的决心。我们更关注的是与盟邦中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实质合作。”
然而，私下里，总统的几位亲密顾问对这段“累死在任上”的描写表达了明显不悦，认为这“不合时宜”“可能被敌人利用”。
真正的风暴在民间。
报纸的读者来信栏目被迅速灌满。
有人愤怒谴责这是“对罗斯福总统的亵渎”，有人则扞卫“文学虚构的权利”，还有人从中读出了对“强大政府”与“个人自由”永恒矛盾的深刻思考。
广播电台的谈话节目也开始讨论这个话题，“阿甘”、“东方寓言家”、“言论自由边界”成了高频词。
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相当一部分普通读者，尤其是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的中年人和工人，对故事中老福雷斯这个角色产生了强烈共鸣——那种对带来工作和希望的领袖的朴素感激，以及对孩子未来可能“不一样”的深切恐惧。
销量，正如卢斯所料，飙升。
玛丽按计划，在热度达到一个峰值时，在《时代》周刊下一期的“编者按”栏目，刊登了一篇语气诚恳、略带无奈的说明。
她描述了与“那位博学而友好的中国朋友贾先生”就“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历史人物文学化描写的接受度”进行的友好争论，以及最终的“文化赌约”。
她承认，刊载开篇时，更多是出于对“言论自由理念”的坚持和对故事本身文学质量的认可，但对可能引发的误解和部分读者的不适“深表歉意”，并强调“这纯粹是一次跨越文化的文学交流尝试，无意也绝不可能冒犯伟大的美国人民及其领袖”。
这份“道歉”，如同火上浇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