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匾的日子选在了秋分后一个晴朗的上午。那天，从乱石村到青石镇，再到县衙前的路上，早早便聚起了人群。以乱石村的赵铁柱、韩老蔫、吴有田、赵老栓为首，赵家庄、李村的里正和乡老紧随其后，再后面是各村镇选出的代表，以及许多自发跟随的百姓，浩浩荡荡，怕不有数百人。四个精壮后生抬着覆着红绸的匾额，走在队伍最前面。另有几人敲着锣，打着鼓，虽不成什么严整的曲调，但咚咚锵锵，热闹非凡。
队伍穿过田野，经过那些刚刚收获、还留着庄稼茬子的土地，经过波光已复粼粼的玉带河，经过那道依旧流淌着涓涓细流的同心渠。沿途不断有各村镇的百姓加入，或站在路边鼓掌叫好，或捧着自家刚收的土豆、玉米、新蒸的馍馍，非要往代表们手里塞。
队伍最终来到了县衙前的空场上。周文彬县令早已得了通报，带着王俭等一众属官，穿着常服（以示亲和），等在了衙门口。这场面，既非官式庆典，也非民间庙会，却自有一股庄重而热烈的气氛。
赵铁柱作为代表，上前向周文彬和王俭行了礼，然后转身，对着越聚越多的百姓，又朝着州府的方向拱了拱手，喉咙有些发哽，声音却很大：“父老乡亲们！今年大旱，咱们能挺过来，家里仓房能有点存粮，娃娃们能不饿肚子，多亏了林越林先生！是他，教咱们种土豆玉米；是他，教咱们堆肥保墒；是他，指点咱们修了同心渠！林先生人虽在州府治河，心却一直惦记着咱们这块地，这些人！这块匾，是咱们青石镇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的一片心！谢林先生便民有方，惠我粮丰！”
“谢林先生便民有方，惠我粮丰！”数百人齐声高喊，声音洪亮，在县衙前的空场上回荡，惊起了远处树梢的雀鸟。
四个后生郑重地将匾额上的红绸揭开，黑底金字的匾额在秋日阳光下熠熠生辉。周文彬上前仔细观看，点头赞道：“字好意诚，民心可鉴。本官定当妥善将此心意，转达于林越。”
按照事先商定，匾额暂时安放在县衙侧厅，由衙门代为保管。待林越日后从州府归来，或另行择地悬挂。
仪式结束后，人群许久未散。大家围在一起，谈论着今年的旱情，谈论着新作物的收成，谈论着修渠的艰辛，更多是谈论着那位仿佛无所不能、又始终心系乡里的林先生。他的故事，伴随着这块匾额，在这一天，深深地刻进了青石镇乃至周边许多百姓的心里。他不再是那个偶尔归来、有些神秘的“能人”，而真正成了这片土地上，一个被铭记、被感激的“自己人”。
消息连同那块匾额的照片（由李墨详细描绘），很快通过官驿，送到了仍在清潩河工地上的林越手中。
当林越展开那封厚厚的、由王俭执笔、附有李墨详尽描述和众多乡老联名画押的信，读到送匾那日的盛况，看到信中描绘的那块匾额和那八个字时，他怔住了。工地上喧嚣的人声、号子声仿佛瞬间远去，耳边似乎真的响起了那遥远的锣鼓声和数百人淳朴而真挚的呼喊。
他的眼眶一阵酸热。
他从未想过要得到什么回报，只是觉得那些知识有用，应该拿出来，帮人解决问题，让日子好过一点。可当这份来自最基层、最朴实乡民们的认可和感激，以如此隆重而真诚的方式呈现在面前时，那种冲击力是巨大的。它比任何官府的褒奖、文人的赞誉都更厚重，更直击心底。
“便民有方，惠我粮丰。”他低声重复着这八个字，每一个字都沉甸甸的，仿佛带着泥土的气息和阳光的温度。这或许是对他来到这个时代后，所做一切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评价。
他提笔回信，给王俭，也给韩老蔫、赵铁柱、吴有田等所有乡亲。信中没有太多客套，只是诚恳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动与惶恐，强调抗旱保收是大家齐心协力、辛苦劳作的结果，自己只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他再次叮嘱大家，旱灾虽过，但土地需要休养，要重视秋耕秋种，为来年做准备，并随信又附上了一些秋冬田间管理、储存粮食的注意事项。
放下笔，林越走出工棚。清潩河的治理已近尾声，新河道水流渐清，堤岸日渐稳固。他望着奔流的河水，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有思乡，有欣慰，更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
那块远在青石镇的“便民有方，惠我粮丰”的匾额，如同一座无形的丰碑，既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鞭策。他知道，自己这条“便民”之路，注定要更加坚定地走下去。不仅要继续拿出有用的知识，更要时刻记得，这些知识最终要化为百姓手中实实在在的粮食，碗里热乎乎的饭食，脸上安心踏实的笑容。
河水东去，带走了污浊，也仿佛带走了他心中最后一丝因穿越而生的飘忽与茫然。他脚下的根，已通过那些土豆玉米，通过那条同心渠，通过这块百姓感恩的匾额，深深地扎进了这片古老的土地里。未来或许还有更多挑战，但此刻，他心中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与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