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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宫已拟好。”戚成崆从袖中取出那份墨迹已干的“遗诏”，递给武大郎。武大郎、武松、林冲传阅，三人皆通文墨，尤其是武大郎，对徽宗笔迹研究颇深，一看之下，心中俱是凛然。
这字迹，这语气，这印玺……足可乱真！若非知晓内情，只怕连他们自己都要信了。
“皇后神技！”武大郎叹服，随即忧虑道，“只是……这‘权取皇太后处分’一句，权力授予过于直白宽泛，恐朝野物议……”
“非常之时，当用非常之策。”戚成崆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若权力不明，掣肘必多。如今我们行的是险棋，走的是钢丝，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唯有将大义名分和实权牢牢抓在手中，才能震慑宵小，压服异议。些许物议，不足为虑。待大局稳定，生米煮成熟饭，谁还敢多言？”
武松点头赞同：“皇后所言极是。军中只认虎符诏令，有这份遗诏，末将便可名正言顺弹压任何异动。那些文官若要啰嗦，末将的刀，可不是吃素的。”
林冲亦道：“禁军之中，末将也已安插妥当。关键位置的将领，皆已换血，或施以重恩，或握有把柄。京城防务，万无一失。”
见最得力的文武臂助皆支持，武大郎也不再犹豫，重重点头：“好！那就依皇后之计！明日卯时，敲响丧钟，宣告大行，同时于垂拱殿宣读遗诏，昭告天下！”
“不，”戚成崆却摇了摇头，眼中闪过一丝算计的精光，“丧钟已响，天下皆知陛下‘病危’。我们需先‘秘不发丧’数日。”
“秘不发丧？”三人皆是一愣。
“对。”戚成崆解释道，“陛下‘病重’是实，但‘驾崩’是虚。我们先以此诏，命武相你以首辅之尊，总理朝政；命武枢密你总领天下兵马，加强戒备；命林太尉你严控宫禁与京城防务。以‘陛下静养，恐扰圣安’为由，暂停大朝，紧要政务，由武相与本宫在延福宫偏殿处置。如此一来，我们便有数日时间，从容布置，将可能的风险一一排查，将必要的棋子一一落定。同时，也让那些心怀叵测之人，在疑惧和观望中，自己露出马脚。”
武大郎恍然大悟，抚掌道：“皇后高见！此乃以静制动，引蛇出洞之策！我们手握遗诏与权柄，占尽先机，稳坐钓鱼台。而暗中反对者，不知陛下确切情形，又见我等掌控全局，必会焦躁不安，或串联，或异动，正好给我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正是此理。”戚成崆点头，“另外，废太子赵桓那边，需严密监视，但不必立刻处置。留着他，或许还有用处。其他成年皇子，也要看管起来，不许他们互相串联，更不许与外界交通。”
一番计议，直到深夜。殿外风雪愈急，殿内烛火通明，一个以“遗诏”和武力为基石的新权力框架，在四人的密谋中迅速成型。
大宋王朝的最高权力，在皇帝“病重”的掩护下，悄然完成了从赵姓皇帝向“文成皇后”戚成崆及其党羽的转移。
接下来的三日，汴梁城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平静与躁动交织的氛围。
皇城依旧戒备森严，宫门紧闭。
每日只有少数重臣被允许入宫“探视”或“禀报政务”，但都止步于延福宫外，由霍不长或武大郎出面接待，传达一些含糊的“陛下口谕”。
皇帝的病情被描述为“沉疴难起，需静养”，既不说好转，也不说恶化，更不提驾崩。
朝廷中枢的运转，似乎并未停止。
政事堂发出的政令，枢密院签发的调兵文书，殿帅府颁布的禁军戒严令，一切如常，甚至效率更高……因为少了皇帝的掣肘和朝堂的争论，武大郎、武松、林冲得以最大限度地行使权力。
许多关键职位被迅速调整，一些“不可靠”的官员被明升暗降或外放，空出的位置被武氏一党的干将或骑墙派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