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继续争取和接待苏联专家。根据第一次接触的成果和安德烈回国的汇报，莫斯科方面态度有所松动，同意扩大专家派遣的规模和领域。第二批、第三批专家陆续到来，涉及的领域从最初的冶金、机械、化工，扩展到电力、交通、航空甚至初步的导弹技术咨询。李云龙和赵刚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了专家接待和工作配合机制：为每位专家配备固定的中方技术对口人员和翻译，成立联合技术小组；定期召开技术研讨会，既有专家讲座，也有中方提出问题请求解答；安排专家到更多相关厂矿考察，扩大其影响和帮助范围；生活上尽可能提供照顾，但不过分特殊，注重在共同工作中建立友谊。
专家们带来的不仅是具体技术，还有大量的技术资料、标准规范、甚至是一些淘汰或替换下来的相对旧型号的设备图纸。赵刚指示技术部门，成立专门的“资料翻译整理小组”，日夜兼程，将这些宝贵的俄文资料翻译成中文，并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研究和消化。这些资料，成为填补国内技术空白、建立初步工业标准的重要基础。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艰巨和根本的，是发掘和凝聚国内现有的技术力量。
东北地区原有一批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留下的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学者。经过解放初期的混乱和观望，在赵刚主导的“包下来、给出路、尊重信任”政策感召下，以及看到恢复生产的实际进展和新政权建设国家的决心，大部分人的心态逐渐稳定，开始发挥积极作用。像韩工这样已经成为技术骨干的毕竟是少数，更多人是普通的技术员、工程师，或在管理岗位。
赵刚认为，对这部分人的潜力挖掘还远远不够。他提议并推动成立了“东北工程技术人员联谊会”（后改称学会），定期组织活动，交流技术，反映诉求，也将党的政策传达到他们中间。联谊会成为团结旧技术人员、发现人才、听取专业意见的重要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一些原本默默无闻但身怀绝技的老工程师被重新发现，比如一位留日归国的精密仪器专家，此前因历史问题被冷落，在联谊会上提出修复光学设备的独特见解后，被迅速起用，解决了望远镜分划板刻划的难题。
同时，赵刚将目光投向了关内和海外。他通过东北局和中央，积极联络和动员那些在抗战前后出国留学、如今学有所成并心向祖国的知识分子回国效力，也关注关内解放区以及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等地可能支援东北的技术力量。他亲自起草热情洋溢的信件，介绍东北工业重建的广阔天地和迫切需求，寄给一些已知的、在海外有影响的爱国学者。虽然此时归国潮尚未大规模兴起，但已经有一些个别的先行者，冲破阻挠，辗转来到沈阳、哈尔滨，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中。他们的到来，不仅带来了更新的知识，更是一种强烈的象征和鼓舞。
此外，赵刚格外重视从工人阶级中培养新型技术人才。他推动各工厂普遍建立“业余技术学校”或“红专学校”，利用工会组织，请厂里的技术员、工程师和老师傅授课，结合生产实际，教授文化知识、看图识图、操作原理、安全规程等。选拔优秀工人进入中等技术学校或保送进入大学深造（“调干生”）。他提出“劳动模范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的口号，鼓励工人学技术、搞革新，鼓励技术人员下车间、与工人结合。
一天，李云龙从兵工厂回来，兴致勃勃地对赵刚说：“老赵，你猜怎么着？那个‘小榔头’，在业余学校学了几何和制图，居然把他改进的那个夹具画成了图纸！虽然画得歪歪扭扭，但意思到了！厂里技术科的人看了，说原理对头，稍加完善就能推广！这小子，是个材料！”
赵刚很高兴：“这就是土壤里自己长出的苗子！我们要多创造这样的条件和氛围。将来，咱们不仅要有一批留苏回来的专家，还要有成千上万从自己工厂、自己学校里成长起来的‘土专家’、‘工人工程师’！那才是我们工业真正扎根的基础。”
与人才培养同步，对苏经济合作也在艰难而务实地推进。第一次哈尔滨接触后，双方开始了正式谈判。谈判地点时而哈尔滨，时而沈阳，焦点集中在易货贸易的具体细则和技术合作的深度上。
中方谈判团以赵刚为主要负责人（李云龙负责把握原则和最后拍板，但具体谈判细节多由赵刚应对），成员包括贸易、工业、农业方面的干部和韩工等技术人员。苏方则以彼得罗维奇为主要代表，态度依旧谨慎，在价格、交付时间、技术转让条件上锱铢必较。
谈判异常艰苦。苏方试图压低中方农产品和资源的价格，抬高其提供的设备和技术服务的价码。对于一些相对先进或敏感的技术资料和设备，设置种种限制，或要求以更高的代价交换。对于派遣专家，也提出了不菲的费用和待遇要求。
在一次关于用大豆交换一批中型机床的谈判中，双方在比价上僵持不下。苏方坚持按远低于国际市场价的价格计算大豆，而机床价格却高出市场价不少。赵刚据理力争，摆出国际市场价格数据，指出苏方报价的不合理。他语气平和但立场坚定：“参赞同志，我们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贸易。如果交换条件长期显失公平，合作的基础就会动摇。我们理解苏联同志在运输、组织上的成本，但希望价格能更贴近实际价值。我们愿意用优质的农产品和稳定的供应，来换取对我们恢复生产至关重要的设备，这是一种双赢。”
同时，李云龙在非正式场合，也用他直率的方式向彼得罗维奇“吹风”：“参赞同志，咱们都是打过仗的人，知道后勤的重要。我们东北的粮食，运到苏联的远东和西伯利亚，能解决多少人的吃饭问题？能让你们多少工人安心搞生产？反过来，你们那些放在仓库里生锈的旧机床（当然，最好是能用的），给我们，我们让它重新转起来，造出东西支援前线，巩固咱们共同的东方防线，这账，怎么算都划算！别光盯着眼前那几个卢布！”
或许是多管齐下的作用，或许是苏方高层有了新的战略考量，谈判在僵持一段时间后，开始出现转机。苏方最终在部分商品比价上做了让步，同意以相对合理的价格提供一批中方急需的、虽然不算最先进但足以解决当前瓶颈的机床设备、电机、轴承和部分原材料（如特种合金锭）。同时，原则同意以“技术合作”形式，转让部分相对成熟的、非核心的军工产品（如莫辛-纳甘步枪、马克沁重机枪、部分口径迫击炮）的全套生产技术资料和部分专用设备，帮助中国建立或改造相应的生产线。条件是中国用农产品、矿产等分期偿付，并保证不将技术转让给第三方。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虽然得到的并非最前沿的技术，但对于几乎从零开始的中国军事工业而言，能够系统性地获得一套相对完整、经过战争检验的武器生产技术，意义非凡。这标志着合作从简单的“易货”向更深层次的“技术转移”迈进了一步。
消息传回沈阳，工业部一片欢腾。李云龙激动地搓着手：“好啊！这下咱们就能照着图纸，正儿八经地造‘水连珠’（莫辛-纳甘步枪）和‘赛电枪’（马克沁重机枪）了！还能学他们的工艺！这是‘借鸡生蛋’，还要学怎么养鸡！”
赵刚则保持着冷静的头脑：“老李，别高兴太早。拿到图纸和设备只是第一步。消化吸收，变成我们自己的生产能力，还要过设备安装调试、工艺掌握、工人培训、质量管控很多道关。而且，这毕竟是别人的东西，我们不能满足于仿制。要在仿制中学习，最终实现自主设计和创新。安德烈的话，我们要时刻牢记。”
他立刻着手布置：成立专门的“技术资料消化领导小组”，由韩工牵头，集中相关厂的技术骨干，对即将到来的苏式武器资料进行预研，提前熟悉图纸、工艺，制定吸收转化方案。同时，规划和改造相应的生产线，培训技术工人，准备迎接新设备和新技术。
1949年的夏天，就在这播种希望、汇聚人才、拓展合作的紧张忙碌中悄然流逝。第一批赴苏留学生的名单终于得到批准，他们即将告别亲人，踏上未知而充满期待的旅程。更多的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正在到来或已在路上。国内的技术网络正在编织，工人们的技能和知识在点滴增长。与苏联的合作协议虽然艰苦，但毕竟达成了初步框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物资和技术。
站在工业部大楼的窗口，望着楼下院子里那些正在整理行装、青春洋溢的留苏预备班学员，听着远处工厂隐约传来的、虽然零星却日益坚定的机器试运转声，李云龙和赵刚都感到，尽管前路依然漫漫，但种子已经播下，土壤正在改良，桥梁正在架设。一场旨在为新中国锻造钢铁脊梁的、更为宏大和持久的“战役”，已经全面展开。而他们，正身处这场战役的最前线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