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的春天来得迟，却带着一股破土而出的、不容忽视的力量。残雪尚未化尽，黑土地已在向阳处露出深沉的底色，杨树柳枝鼓起坚硬的芽苞。这座城市，刚刚送走漫长战争的阴霾，又即将迎来一场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建设热潮。
当李云龙和赵刚率领的考察团专列缓缓驶入沈阳站时，月台上已经聚集了东北党政军及主要工业企业的负责人。没有鲜花锣鼓，气氛庄重而热切。每个人都清楚，这两位刚刚被授予中将军衔、肩负中央重托的“封疆大吏”带回来的，将不仅仅是几箱考察资料和满脑子的见闻，更可能是一把决定东北未来几十年命运的“钥匙”。
简单的欢迎仪式后，一场决定东北工业重建与发展走向的、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在东北局（此时东北行政区划已调整，成立了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礼堂连夜召开。与会者除了考察团成员，还包括东北各省市（当时包括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等省及热河省部分地区）的主要领导、各大厂矿企业的负责人、相关技术专家代表，济济一堂，气氛肃穆。
赵刚作为考察团长，首先做了全面汇报。他没有使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实、清晰的语言，结合大量亲手绘制的草图、拍摄的照片（部分允许）和详细的数据对比，系统介绍了苏联及东欧国家在重工业、能源、交通、城市规划、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成就、特点、经验与不足。
“……同志们，我们看到了差距，巨大的、令人震撼的差距。”赵刚的声音在安静的礼堂里回荡，“苏联的乌拉尔，钢铁年产量以千万吨计，一个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的产量，就远超我们全国的钢铁产量。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发电能力，是我们现有全部电站的数十倍。这是几十年工业化积累的结果，是集中全国力量、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
他话锋一转：“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种高度集中、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重工业的模式，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也带来了产业结构失衡、农业轻工业滞后、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环境压力巨大等问题。东欧兄弟国家，如波兰的诺瓦胡塔、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在规划理念、产城结合、注重效益和民生方面，提供了不同的思路。他们规模较小，更注重发挥自身优势，在某些精密制造领域达到了很高水平。”
他放下讲稿，目光扫过全场：“中央派我们出去看，不是让我们回来照抄照搬，更不是让我们望洋兴叹、灰心丧气！是要我们‘开眼看世界’，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现代化的工业体系是什么样子！然后，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结合我们东北的实际，走出一条我们自己的工业化道路！”
接着，赵刚提出了考察团初步形成的、关于东北工业重建与发展的六大核心思路：
1. 规划先行，体系布局：改变过去零敲碎打、头痛医头的做法，立即着手制定覆盖东北全境的、中长期结合的工业发展规划。重点规划以鞍山、本溪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抚顺、阜新、鸡西、鹤岗为中心的煤炭能源基地，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大连为中心的机械制造与装备工业基地，以吉林、大连为中心的化学工业基地，并配套建设相应的电力、交通网络。规划要注重各基地间的协作配套，形成有机整体。
2. 改造与新建并举，大中小结合：对日伪遗留和苏联援建的老厂矿，不是简单恢复，而是要结合新技术、新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建，挖掘潜力，提高效率。同时，在关键领域和空白领域，规划建设一批新的、具有先进水平的骨干企业（“156项”苏联援建项目已在对接中）。还要高度重视地方中小工业和**手工业发展，利用它们投资少、见效快、灵活的特点，生产人民生活急需的日用品，并为大工业配套，吸收就业。
3. 夯实基础，突破瓶颈：将能源（电力、煤炭）、交通（铁路、公路、港口） 和基础原材料（钢铁、有色、化工原料）作为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没有充足的能源和畅通的交通，一切工业都是空谈；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机械制造就是无米之炊。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改变基础薄弱的局面。
4. 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争取和利用好苏联及其他可能的技术援助，积极引进关键设备和技术资料，加快消化吸收。另一方面，必须大力培育自己的科研和技术力量，建立和完善从高等工科院校、专业科研院所到企业技术科室的完整体系。鼓励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哪怕是最微小的改进。
5. 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协调：吸取诺瓦胡塔等地的经验教训，在新工业区规划和老工业城市改造中，提前考虑生活配套设施，合理布局住宅、商业、文教、医疗、绿化用地，努力改善工人和市民的生活条件，避免“重生产、轻生活”的弊端。但必须量力而行，不能脱离实际追求高标准。
6. 注重效益，勤俭建国：国家底子薄，每一分钱都要花在刀刃上。坚决反对铺张浪费、贪大求洋。项目建设要精心设计，严格核算，讲求投资回报。企业管理要建立经济核算制度，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增加积累。
赵刚的汇报条理清晰，既有世界眼光，又紧扣国情实际，既有宏伟目标，又有具体路径，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和深切的认同。许多老工业干部和技术专家眼睛发亮，感到方向明确了，心里有底了。
轮到李云龙发言时，气氛为之一变。他没有讲稿，站起身，走到台前，双手叉腰，目光炯炯地扫视全场，那股战场上带来的、混不吝的劲头又上来了。
“赵政委讲得很好，很全面，那是‘阳春白雪’。”李云龙开口，声音洪亮，“我李云龙是个‘下里巴人’，就补充几句‘土话’。”
会场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第一句，”李云龙竖起一根手指，“别被‘老大哥’吓趴下！ 苏联的东西是好，大，气派！可那是不是就是唯一的路？我看未必！咱们中国人不笨，当年能造出赵州桥、都江堰，现在就不能造出自己的机器？他们那套，有的能学，有的学了也白学——咱们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油，也没那么大的地方让他们折腾！咱们得学他们的‘神’，就是那股子搞工业的狠劲和认真劲，不能光描他们的‘形’！”
“第二句，”他竖起第二根手指，“别看不起‘土办法’！咱们现在要啥没啥，一穷二白。搞建设，不能光等着洋设备、洋图纸。当年在晋西北，没枪没炮，咱们自己造土地雷、榆木炮，不一样打鬼子？现在搞工业，也一样！能用土机床先干起来，就别让精密机床闲着；能用手工锻打出合格的零件，就别等自动生产线；能靠工人师傅的经验和技术革新解决难题，就别动不动就喊‘进口’！当然，该引进的要引进，但‘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才是咱们的法宝！”
“第三句，”第三根手指竖起，语气更加斩钉截铁，“谁搞官僚主义、磨洋工、浪费国家财产，就是咱们建设的敌人！ 打仗的时候，贻误战机要军法从事！搞建设，耽误了工期，浪费了材料，影响了质量，一样要追究责任！我李云龙把话撂这儿：从今天起，各个厂矿、工地，都要立起‘军令状’！任务、时间、质量、成本，清清楚楚！完不成，主官给我说清楚！搞好了，该表彰表彰，该重奖重奖！咱们不搞平均主义，就要论功行赏！”
他顿了顿，声音放缓，却更加深沉：“同志们，咱们很多人，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滚过来的。打仗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国家强起来，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子孙后代不再受我们受过的罪吗？现在，仗打完了，该咱们建设了。这场‘建设仗’，一点不比真刀真枪轻松！它考验的，是咱们的智慧，是咱们的耐力，是咱们能不能像当年相信我们能打赢战争一样，相信我们能建设好这个国家！我李云龙，在这里跟大家立个誓：只要我还能动弹一天，就跟大家一起，在这东北的黑土地上，犁出一条通向工业化、通向富强的新路来！犁不好，我第一个卷铺盖滚蛋！”
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李云龙的话，粗粝，直接，甚至有些“蛮横”，却像一剂强心针，又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每个人的心上。它驱散了可能因巨大差距而产生的畏难情绪，点燃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斗志，也明确了严格管理、注重实效的导向。
这次会议，标志着东北工业建设从“应急恢复”和“被动接收”阶段，正式进入了**主动规划、系统重建、自主发展**的新时期。一个以赵刚的“系统规划”和李云龙的“战斗作风”相结合的领导核心，开始强力驱动东北这架庞大的、有些锈蚀的工业机器，向着一个明确而艰巨的目标，缓缓启动，并逐渐加速。
作为规划的“重中之重”，鞍山钢铁公司（鞍钢）的恢复与扩建，成了检验新思路的第一块试金石，也牵动着最高层的目光。
鞍钢的历史堪称一部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缩影和屈辱史。日据时期，日本人为掠夺资源而建设，留下了相当规模但布局混乱、设备陈旧、技术落后的烂摊子。解放后经过几年艰苦恢复，生铁、钢、钢材的产量虽然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但距离国家建设的需求，尤其是面对即将开始的“一五”计划重点工程项目（许多是苏联援建的，需要大量钢材）的胃口，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设备老化严重，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量不稳定，品种单一。
赵刚和李云龙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就扎在了鞍山。他们不是来听汇报、看报表的，而是直接住进了厂区招待所，白天深入各个分厂、车间、矿山、工地，晚上召集技术人员、老工人、管理干部开座谈会，常常熬到深夜。
看到的景象喜忧参半。喜的是，工人们热情高涨，许多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工人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技术革新的火花不时迸发。忧的是，困难堆积如山：高炉炉衬寿命短，休风率高；平炉冶炼时间长，能耗高，钢水质量波动大；轧钢机陈旧，精度差，成材率低；矿山剥离欠账多，矿石品位下降；运输能力紧张，厂内铁路拥堵成了常态；更不用说严重缺乏合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
苏联专家小组已经进驻，开始帮助进行初步的技术改造设计（主要是针对几座主要高炉和平炉），但进展缓慢。苏方提供的图纸和设备清单，价格高昂，交货周期长，而且有些关键部件和技术参数语焉不详。苏方专家习惯于苏联那套高标准、大投入的模式，对鞍钢现有的条件和中方提出的“少花钱、多办事、快见效”的要求，常常感到不解甚至不满。
一次协调会上，一位年轻的、来自莫斯科钢铁学院的苏方专家指着中方提出的、利用废旧材料改造一台老式轧钢机传动系统的方案，用略带傲慢的语气说：“同志，这是在浪费时间和资源。按照我们的设计，应该新建一台现代化的连轧机。这种修补补，无法保证产品质量，也无法达到规模经济。”
主持会议的鞍钢总工程师面露难色。新建连轧机当然是好事，可钱从哪来？时间等得起吗？现有的生产任务怎么办？
坐在一旁的李云龙“啪”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盯着那位苏联专家：“专家同志，你说的新机器好，我们知道！可新机器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现在要的是，在拿到新机器之前，怎么让老机器多出活、出好活！你们苏联当年搞建设，也不是一开始就有连轧机吧？是不是也得从土办法干起？我们的工人师傅提出这个改造方案，是根据几十年经验想出来的，能提高效率三成，用的都是厂里现有的废料！这怎么叫浪费？这叫智慧！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他转身对总工程师和在场的中方人员说：“就按工人师傅的方案，大胆试！出了问题我负责！苏联专家的新方案，咱们也要，但要结合咱们的实际，算细账，分步走。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更不能因为等胖子，就把眼前能吃的饭给扔了！”
赵刚则用更和缓但同样坚定的语气对苏方专家说：“专家同志，我们非常感谢贵国的无私援助和先进技术。同时，我们也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的现实条件和紧迫需求。我们希望将贵国的先进技术，与我国工人群众的技术革新智慧结合起来，走一条投资少、见效快、适合我国国情的技改道路。这可能需要我们双方都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我相信，这不仅能解决鞍钢的当前困难，也能为其他兄弟国家的工业建设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李云龙的“蛮劲”和赵刚的“原则性灵活”，结合起来，产生了奇效。一方面，他们顶住压力，支持了工人群众提出的多项“小改小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进，如改进高炉上料系统、平炉蓄热室格子砖、轧钢机导卫装置等，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显着提高了设备作业率和产品质量，稳住了生产基本盘，赢得了工人们的衷心拥护和更高的工作热情。
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放弃引进先进技术。赵刚亲自带队，与苏方专家组反复谈判、磋商，将原定的一些“一步到位”的大项目，拆解成若干个“分步实施”的阶段性项目。优先引进最关键、国内完全无法解决的技术和设备（如大型高炉的鼓风机、平炉的余热锅炉、初轧机的主电机等），对于国内能部分解决或可以通过改造解决的，则坚持立足自身。同时，他们强硬要求苏方提供更详细的技术资料，并派遣更多中方技术人员参与联合设计，变“交钥匙”为“教技术”。
为了筹集资金，李云龙使出了浑身解数。他跑沈阳，跑北京，向老首长、老战友“化缘”，陈述鞍钢对全国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发动全厂职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从回收一颗螺丝钉、节约一度电做起，硬是抠出了部分技改资金；他甚至打起了那些在战争期间缴获的、堆积在仓库里的日伪和美式废旧设备的主意，组织技术力量进行拆解、测绘、修复和改造利用，有些零件经过加工后，竟然用在了关键设备的维修上，解了燃眉之急。
最艰难的是人才。鞍钢极度缺乏既有理论又懂实践的技术骨干。赵刚采取了几项措施：一是从全国各大高校紧急抽调毕业生（特别是冶金、机械、电气专业的）到鞍钢实习和工作；二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夜校、培训班、技术讲座，请苏联专家、老工程师、高水平技工授课，迅速提高在职人员的技术水平；三是大胆提拔和使用在实践中有突出贡献的工人和技术员，不论资历，唯才是举；四是派人到国内其他钢铁企业（如太原、重庆）学习取经。
“我们要在鞍钢，不仅炼出国家急需的钢铁，更要‘炼’出一支过硬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钢铁技术大军！”赵刚在党委会上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