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的冰雪尚未完全消融，松花江畔的工业脉搏却已感受到来自北方的阵阵寒意。赵刚坐在东北局那间可以望见烟囱林的办公室里，指尖反复摩挲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绝密简报，眉头锁成了一道深壑。简报来自驻苏商务处，用词克制，却字字惊心：苏方正式通知，原定第二季度交付的第二批米格-17发动机高温合金坯料“因生产线调整”推迟至少六个月；同时，关于大型水轮机主轴锻造技术的专题培训，“鉴于专家日程安排”无限期后延。
窗外的阳光有些刺眼，却照不暖室内的凝重。李云龙推门进来，带进一股早春的凉风，他瞥了一眼赵刚手中的文件，哼了一声，抓起桌上的凉茶灌了一大口：“又是这套！拖、卡、要！他娘的，这‘老大哥’是铁了心要给咱们念紧箍咒了！”
赵刚将简报轻轻放下，摘下眼镜擦拭着：“不奇怪。赫鲁晓夫要在国际上搞‘缓和’，对内要调整斯大林时代的重担，对我们……自然是既想拉住，又怕我们翅膀太硬。核心的、军用的、能让我们快速追上他们的东西，捂得更紧了。”
“那咱们就干瞪眼？”李云龙烦躁地在屋里踱步，“重工业这边，咱们自己攻关，拼了老命也能顶一阵。可资金呢？外汇呢？买特种钢、精密轴承、重型机床，哪一样不要真金白银？苏联那边指望不上，还变着法想用我们的矿产和农产品换他们的‘援助’，这买卖越做越亏！”
赵刚重新戴上眼镜，目光投向墙上的巨幅东北地图，最终落在那个黄海之滨的半岛尖端——大连。一个酝酿已久、却在当前压力下显得愈发清晰和紧迫的思路，在他脑中浮现。
“老李，”赵刚的声音平静中带着一种决断，“苏联的路，在重工业上给我们设了障，逼得我们更要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不是闭关锁国。外汇和技术，我们不能只盯着北边这一棵树。”
李云龙停下脚步：“你是说……南边？上海那个‘窗口’？”
“不止是窗口。”赵刚走到地图前，手指点在大连，“上海是政治试探的桥头堡，敏感，步子不能太大。大连不同，它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深水良港，历史上就有一定的轻纺和食品加工基础，离日本、韩国、乃至潜在的更远市场，海运便利。更重要的是，它远离中苏边境，在这里做一些‘经济探索’，政治上的风险相对可控。”
李云龙眼睛一亮：“你是想在大连，搞点能赚钱的买卖？换外汇？”
“对。”赵刚点头，“但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土特产出口。那点外汇，杯水车薪。我考虑的是……**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发展‘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特别是服装、鞋帽、玩具这类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
“服装？玩具？”李云龙愣住了，这跟他熟悉的钢铁洪流、机器轰鸣相去甚远，“这……这能赚几个钱？而且，跟谁做？美国佬？”
“正是美国，或者说，通过香港，间接跟美国及其盟国做。”赵刚解释道，“我研究了近几年的国际经贸动态。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他们的一些中低端日用消费品制造业，正在向外转移。香港的许多华商，比如霍家，已经在做转口贸易和简单的来料加工。我们有最宝贵的东西——充足、守纪律、成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如果我们能在大连建立起符合要求的加工基地，提供税收、土地、基建方面的优惠，吸引香港和国际上的订单，我们出人力、出厂房，他们出原料、出样式、包销路，赚取加工费。这看起来每件利润微薄，但数量上去，外汇收入非常可观，而且能快速带动就业，培养产业工人。”
李云龙摸着下巴，琢磨着：“这听着……有点像当年咱们根据地给老百姓做军鞋，老百姓出布，咱们出人工？不过规模大了，还得跟洋人打交道……靠谱吗？美国佬能答应把活儿给咱们？”
“单从政治上看，很难。但如果包装成纯粹的、由香港公司主导的‘商业行为’，并且我们承诺产品最终不进入美国军用或敏感领域，只是普通的日用消费品，就有可能。”赵刚分析道，“美国人现在也需要向世界展示‘开放’和‘和平竞争’的姿态。更重要的是，这对他们也有利——降低了他们的消费品成本，缓和了通胀压力。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到一个可靠的、有国际商业信誉的合作伙伴来牵线搭桥，并且把最初的项目做得漂亮，建立信任。”
李云龙想起了霍英东，那个在香港帮他们弄到药品和“破烂”设备的爱国商人。“霍先生？他能做这个？”
“霍先生的主业是航运和地产，对纺织服装未必精通。但他在香港商界人脉广，信誉好。我们可以请他帮忙物色合适的、有经验且可靠的纺织服装贸易商或制造商，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准备起来。”赵刚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薄薄的、字迹娟秀的报告，“这是大连轻工业局一位年轻副局长，程佩珊同志，最近提交的一份关于利用大连港口优势发展出口加工区的设想，虽然还很初步，但思路和我们不谋而合。她是建国初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来去苏联列宁格勒轻工学院进修过，对国际市场和轻工技术都有了解，是个难得的人才。我打算派她先去南方，到广州、上海，特别是靠近香港的地方，实地考察一下已经存在的、小规模的‘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怎么运作的。”
“程佩珊……女同志？”李云龙有些迟疑。
“女同志怎么了？”赵刚正色道，“苏映雪同志在前线救死扶伤，一样是巾帼英雄。经济建设，更需要细心、耐心和对外部世界的敏感。程佩珊同志的专业背景和视野，很适合打开这个新局面。当然，光有她不够，还需要一个作风强硬、能镇住场面、协调各方资源的人去大连坐镇，把想法落地。”
李云龙明白了，咧嘴一笑：“绕了半天，还是想把老子支到大连去？行！反正重工业这边，大的架子搭起来了，具体攻关有老林、老钱他们盯着。我去大连会会那帮香港老板和潜在的美国客户！不就是做衣服鞋子嘛，老子当年还帮婆娘纳过鞋底呢！”
赵刚也笑了：“不是让你去纳鞋底。你的任务，是给程佩珊同志，给整个大连的轻工业出口加工试点，保驾护航，扫清一切体制内外的障碍。要快，要灵活，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我们需要尽快看到第一笔外汇，也需要用这个成功的案例，去说服中央，去堵住那些可能质疑‘与资本主义做生意’的人的嘴。”
“明白！”李云龙一拍大腿，“那就这么定了！我这就去大连！先把摊子支起来！那个程佩珊同志，什么时候能到位？”
“我已经通知她了，明天就来报到。你们先碰个头，制定一个详细的南下考察和前期准备方案。记住，”赵刚语气转为严肃，“此事高度保密，对外只称‘大连地方工业发展调研’。与霍先生及潜在外商的接触，必须通过绝对可靠的渠道，并且所有谈判，最终协议必须符合‘商业归商业’的原则，确保我方利益和政治安全。”
程佩珊比李云龙想象中还要年轻，约莫三十出头，齐耳短发，穿着合体的灰色列宁装，鼻梁上架着一副细边眼镜，气质文雅干练，但眼神清澈坚定，言谈间逻辑清晰，对国际纺织业动态和数据信手拈来。
在东北局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李云龙、赵刚和她进行了首次会面。
“李组长，赵政委，”程佩珊的声音清晰平稳，“接到任务后，我初步梳理了情况。目前国际上，成衣制造确实在向东亚转移。日本承接了大部分中高端订单，但劳动力成本也在快速上升。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正在争夺中低端市场。我们的优势在于：第一，劳动力成本极低；第二，政治稳定，工人组织度高，能保证交货期和基本质量；第三，大连港条件优越，海运成本有竞争力。劣势在于：我们完全缺乏现代成衣制造的经验、技术、管理标准和国际市场信誉，几乎没有一家工厂能完全达到欧美买家的基本验厂标准（如厂房安全、消防、基本劳动条件等）。”
李云龙听得认真：“程副局长，你就直说，要干成这事儿，最要紧的是哪几步？”
程佩珊显然早有准备，翻开笔记本：“第一步，也是当前最急迫的，是**‘眼睛向外’和‘练好内功’并行**。我请求立刻带队南下，以学习‘沿海地区发展地方工业经验’为名，实地考察广州、佛山、汕头，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靠近香港的一些公社和生产队，他们已经在承接香港小商人的简单‘发外加工’，比如缝制手帕、编织藤器、组装塑料花。我们要亲眼看看他们是怎么接单、怎么组织生产、怎么进行最简单的质量控制、怎么结算的。同时，在大连，必须立刻选定一两家基础相对较好的纺织厂或服装社，按照初步了解的国际要求，进行**生产环境和管理的初步改造**，哪怕只是粉刷墙面、清理消防通道、划分生产区域、建立简单的计件和质检制度。这需要投入，但这是敲门砖。”
“第二步，**找到可靠的‘桥梁’和‘老师’**。”她继续道，“霍英东先生是理想的引荐人，但他需要明白我们的具体需求——不仅仅是介绍客户，最好能引荐一两家有信誉、有意开拓内地加工业务的香港中型成衣贸易公司或制造商。他们可以提供最初的订单、样品、部分关键辅料（如拉链、纽扣）、以及最基础的技术指导和验收标准。我们可以用优惠的加工费和良好的配合度作为交换，甚至可以在最初一两单不赚钱或少赚钱，目的在于建立关系，学习流程。”
“第三步，**政策与机制的突破**。”程佩珊看向赵刚，“这需要上级授权。我建议在大连划定一个临港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试行特殊的‘出口加工管理暂行办法’，内容应包括：简化这类加工贸易的审批手续；允许外汇收入按较高比例留成给地方和企业，用于进口必要的设备和技术；对用于加工出口的进口原料、辅料实行保税或退税；赋予试点企业更大的用人、分配和管理自主权。同时，必须建立严格的监管和审计制度，防止走私和外汇流失。”
李云龙听得频频点头，这女同志思路清楚，胆大心细。赵刚更是目露赞许：“佩珊同志考虑得很周全。南下考察，我批准，由你带队，配两名懂业务、机灵的干部。大连这边的试点厂改造和特殊政策研究，立即启动，李组长坐镇协调。与霍先生的联系，我来安排，用最安全的渠道。”
他顿了顿，补充道：“记住，我们这一步，不仅仅是为了赚取外汇。更深层的目的是：第一，探索在计划经济框架下，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可行路径；第二，通过‘干中学’，快速培养我们自己的轻工业技术工人、管理人才和外贸人才；第三，为将来可能更广泛的技术和设备引进，积累商业信誉和外汇储备。所以，**首战必胜，必须做出样板！**”
程佩珊郑重地点头，眼中燃起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