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的五月，空气中弥漫着重建与希望的气息，却也带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有的凝重。程佩珊带领的中国专家组下榻在国际饭店，条件尚可，但行动受到朝方陪同人员的“妥善安排”，活动范围基本限于饭店与几个预设的工作地点之间。
朝方为示范服装厂选定的厂址，位于平壤东郊，原是一处闲置的仓库区，砖石结构尚坚固，但内部空旷，水电线路老旧，与现代化工厂相去甚远。朝方指定的合作单位是“平壤第二被服厂”，一个有着光荣历史（曾为前线生产军服）但设备陈旧、管理方式传统的老厂。厂长金永哲是一位参加过战争的老革命，作风强硬，对生产数字极为看重，但对“中国同志”带来的这套强调流程、标准、质量的“新方法”，将信将疑，甚至隐约有些抵触——在他看来，这似乎有些“资产阶级管理术”的味道，不够“革命化”。
首次联合工作会议，气氛就有些微妙。金永哲厂长开场便强调了该厂光荣的历史传统和当前紧张的生产任务（主要为军队和机关供应制服），暗示中方专家的改造工作不能影响正常生产。朝方技术人员则更关心中方能提供什么样的“先进设备”，对程佩珊展示的管理流程图、工序卡、质检标准等纸质文件，兴趣寥寥。
程佩珊早有心理准备。她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在朝方人员陪同下，用三天时间，深入“第二被服厂”的每一个车间，仔细观察现有生产流程、设备状况、工人操作习惯和产品质量。她发现的问题触目惊心：裁剪靠老师傅目测和画粉，误差大，布料浪费严重；缝纫机多是日据时期遗留的老式脚踏机，故障率高；工序安排混乱，半成品堆积如山；质检基本靠老师傅手感目测，标准不一；工人积极性不高，按日计酬，干多干少一个样。
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后，程佩珊在第二次工作会议上，没有空谈理论，而是用朴实的数据和现场拍摄的照片（经朝方同意）说话。她展示了布料利用率测算对比、工序瓶颈分析图、以及随机抽检产品的质量缺陷统计。
“金厂长，各位同志，”程佩珊语气平和而坚定，“贵厂的光荣传统和同志们的工作热情，令人钦佩。我们来的目的，绝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希望在现有基础上，借鉴一些我们在实践中证明有效的方法，帮助贵厂克服这些具体困难，用同样的投入，生产出更多、更好、更受军民欢迎的产品。 这难道不正是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结合的要求吗？”
她把改进方案分解成几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阶段（一个月），不动现有生产线，只选择一个班组进行“试点中的试点”。 中方专家指导该班组，按照新工序卡操作，实行简单的计件奖励，并设立专人进行过程质检。同时，利用仓库区一角，开始示范车间的土建改造和首批新设备（主要是从大连运来的部分“Juki”缝纫机和那台德国熨烫台，以及中方指导朝方采购的裁床）的安装调试。第二阶段（两个月），示范车间投产，同时将试点班组的经验向全厂有条件推广的部分工序铺开。第三阶段（三个月后），根据运行情况，全面优化全厂布局和管理体系。
这个“由点及面、稳步推进”的方案，既展现了改进的诚意和可操作性，又最大程度降低了对现有生产的冲击，也给了朝方人员一个逐步接受和适应的过程。金永哲厂长的脸色缓和了一些，朝方技术人员也开始认真审视那些具体的数据和改进步骤。
真正的挑战在于具体实施。试点班组选了二十名年轻、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女工。中方派出的两名技术骨干（一位姓周，裁剪专家；一位姓孙，缝纫培训能手）手把手地教。语言不通是个大障碍，全靠两名翻译连比划带解释，进度缓慢。更棘手的是观念冲突：朝方工人习惯了慢节奏、凭经验干活，对严格的工序规定和频繁的质检很不适应，抱怨“束缚手脚”；计件工资的尝试更是引发了争议，一些老工人认为这是“物质刺激”，不符合集体主义精神。
程佩珊亲自蹲点在试点班组。她不厌其烦地解释每道工序规定的科学依据（比如为什么这个部位要缝双线，为什么针距要统一），展示按照新方法做出的半成品如何更规整、更利于下道工序。对于计件工资，她巧妙地将其与“劳动竞赛”、“为国家多作贡献”结合起来，并确保报酬差距合理，重点奖励质量好、效率高的工人，同时安排技能稍差的工人进行针对性培训。
一个月下来，试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四十，布料节省了百分之十五，产品一次合格率从原来的不足百分之七十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班组成员领到了建国以来第一笔“超额奖金”，虽然数额不大，但那种劳动被精确衡量并获得认可的感觉，让她们眼中焕发出新的光彩。更重要的是，她们做出的制服，针脚匀称、尺寸标准、外观挺括，与其他班组的产品放在一起，高下立判。
事实胜于雄辩。金永哲厂长看着对比数据和质量迥异的产品，沉默了。他召集全厂班组长以上干部开会，让试点班组的组长介绍经验。虽然会上仍有不同声音，但改进的势头已经无法阻挡。示范车间的建设也顺利推进，朝方派出的建筑队伍在中国专家指导下，严格按照工艺要求施工，进展迅速。
就在程佩珊以为工作走上正轨时，一个意外的“访客”打破了平静。
一天，朝方陪同人员通知，苏联驻朝鲜经济顾问团的轻工业专家伊万诺夫同志，在朝方轻工业省官员陪同下，要求参观“第二被服厂”和中朝合作项目。理由是“关心兄弟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进展”。
程佩珊心中一凛。苏联专家的突然到访，绝非寻常。她立刻通过加密渠道，向沈阳的赵刚做了简要汇报，并请求指示。赵刚的回电简洁而有力：“热情接待，专业展示，只谈技术，不论其他。涉及管理方法，强调‘因地制宜的实践总结’。留意其关注点。”
伊万诺夫五十多岁，身材高大，有着典型的苏联技术官僚气质，严肃，不苟言笑，提问直接而犀利。在参观了混乱的旧车间和井然有序的示范车间建设现场后，他又仔细查看了试点班组的生产记录和产品质量。
“程同志，”伊万诺夫通过翻译问道，目光锐利，“你们采用的这种计件工资和详细工序控制方法，据我观察，似乎更接近资本主义泰勒制的某些理念。在社会主义企业，如何保证这不损害工人的阶级感情和集体主义精神？如何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
问题直指核心，带着意识形态的拷问味道。旁边的朝方官员神情紧张起来。
程佩珊早有准备，不慌不忙地回答：“伊万诺夫同志，感谢您的关注。我们的方法，首先源于满足实际生产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的迫切要求。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上，更应该体现在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优质的产品上。详细的操作规范，是为了消除生产中的随意性和浪费，确保每个工人都能明确知道如何正确地工作，这是对工人劳动的保护，也是对国家资源的负责。适当的物质激励，是对超额劳动和优质劳动的认可，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一致的。我们同时强调班组竞赛和互助，将个人进步与集体荣誉紧密结合。在实践中，试点班组的同志们热情很高，产品质量提升明显，这本身就说明了方法的有效性，也增强了工人对集体和国家的归属感。”
她避开了“泰勒制”的标签，而是将方法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现实需求挂钩，回答得滴水不漏。
伊万诺夫不置可否，转而问起设备：“这些缝纫机，还有裁床，看起来不是中国生产的？是从哪里进口的？”
“部分设备是我们根据生产需要，从国际市场上选购的性价比合适的型号。”程佩珊含糊道，“目的是为了尽快帮助朝鲜同志建立起符合要求的生产能力。技术的本质是为生产服务，不分国界。”
伊万诺夫没有再追问设备来源，但提出要看看中方专家使用的技术资料和培训教材。程佩珊坦然提供了《标准工序操作卡》和《常见缺陷分析指南》的朝文译本，这些都是纯粹的生产技术文件，不涉及任何敏感的管理理念阐述。
苏联专家翻阅良久，最后点了点头：“技术文件编写得很细致，实用性强。这对于基础技术培训是有益的。” 语气依然严肃，但敌意似乎减少了一些。临走前，他看似随意地对朝方官员说：“中朝同志的合作很有意义。苏联方面也愿意在轻工业领域，与朝鲜同志分享更多的技术成果，比如我们在化纤和人造革方面的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