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夏，平壤国际文化馆内，一场规模不大却备受瞩目的“朝鲜轻工业技术革新成果展”悄然揭幕。这是朝方首次系统展示与中方合作以来的建设成就，也隐含着向国内保守势力和外部观察者（尤其是苏联）展示“自力更生与友好合作并行”成果的意味。
展台中央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平壤第二被服厂生产的系列产品：从笔挺的军官呢大衣、缩水率极低的冬季常服，到款式新颖（按当时标准）的民用夹克、衬衫，甚至还有几套借鉴欧洲样式改进的连衣裙。每件产品旁都附有详细的技术说明卡，重点标注了采用“中朝联合攻关工艺”解决的诸如缩水、变形、色牢度等关键指标。另一侧，咸兴橡胶厂的新型耐油密封件和清津厂改进后的矿山传送带样品，也吸引了不少专业参观者的目光。
朝方轻工业省副相亲自陪同各国使节和专家参观。当来到服装展区时，他特意拿起一件做工精良的男式夹克，向在场的苏联驻朝鲜经济顾问伊万诺夫介绍：“伊万诺夫同志，这是我们应用了中国同志协助制定的新工艺标准生产的产品，在耐用性和外观上都有显着提升，已经成功出口到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伊万诺夫接过夹克，仔细检视缝线、拉链和内衬，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锐利。他听出了副相声调中的自豪，也看到了周围其他东欧国家外交官和技术人员眼中的赞赏与好奇。这种赞赏，显然不是针对苏联援助的传统模式。他放下夹克，用一贯严肃的语气说：“做工确实有改进。不过，社会主义工业的优势，更应体现在重型机械和尖端技术上。轻工业的繁荣，不能以牺牲重工业投入为代价。”
这话既是说给朝方听，也像是一句飘向在场中国参展人员（程佩珊作为技术顾问在列）的告诫。程佩珊站在稍远处，面带微笑，仿佛没听见，心中却了然：苏联人感到了压力，这种压力并非来自军事或政治，而是来自一种更贴近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的“质量”和“效率”的示范效应。这“蒸汽”，已经让冰层上的人感到了温度。
展览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功。不仅东欧国家表现出浓厚的采购兴趣，连苏联远东地区贸易公司的代表，也私下向朝方询问某些产品的价格和供货可能。朝方上下信心大增，对中方的依赖和信任进一步加深。
展览结束当晚，程佩珊接到了朴成浩紧急转来的一个消息：苏联远东某边境贸易公司的一名代表，通过朝方中间人，非常隐晦地表示，他们对展览上那种厚呢大衣和工装夹克“很感兴趣”，询问是否有“小批量、非正式渠道”供货的可能性，并暗示可以用“某些地区富余的工业原材料或老旧设备”进行交换，前提是“不通过官方贸易账户，不留下正式记录”。
这简直是“北风计划”在朝鲜的翻版，但披上了朝方中间人的外衣，显得更“间接”了一些。程佩珊立刻意识到，平壤项目产生的“蒸汽”，不仅吸引了东欧，竟然也通过朝方的渠道，主动引来了苏联内部的需求！她不敢怠慢，连夜将情况加密报告沈阳。
当平壤的“蒸汽”开始升腾时，大连的“本营”里，一场围绕“二手设备”的攻坚战正进入白热化。
李云龙从霍启明转来的、源自“安德烈”渠道的那些西欧二手印染设备信息中，结合程佩珊从平壤传回的东欧技术资料，敏锐地锁定了两个目标：一台据说状态尚可的德国产二手平网印花机，和一台英国产旧式简纱染色机。这两样设备，对于提升大连试点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纺织品的花色品种和质量档次，具有关键意义。单纯依靠香港的来料加工，面料花色受制于人，利润大头被拿走。如果自己能掌握印染环节，哪怕只是初级水平，主动权将大大增加。
获取渠道成了难题。通过霍启明的正规商业渠道询价，对方要么报价虚高，要么对设备真实状态语焉不详，且运输、保险、售后一片空白。李云龙想起了赵刚“慎用暗哨”的指示，但眼下正规渠道走不通，而那台德国印花机的信息又太过诱人。
他决定冒一次险，但把风险控制在最低。他让霍启明通过费尔南多先生那条线，以“东南亚某华商”的名义，向“安德烈”方面传递一个极其模糊的意向：“对之前提供的印花机信息有兴趣，但需确认设备现存地点、可查验性及最终离岸价格。可用硬通货（美元）或等值紧俏消费品结算。”
这一次，“安德烈”的回应快得惊人，且直接了许多。回复不再是匿名信，而是一封从奥地利维也纳寄出的商业信函，落款是一家听起来很正经的“欧洲工业设备调剂公司”。信中提供了那台印花机在西德一家已关闭的纺织厂仓库里的具体地址和照片更多、更清晰，声称拥有合法处置文件，可以安排买方代表（需具备工程师资质）前往查验，价格面议，但强调“只接受瑞士银行现金或黄金交易，不涉及易货”。
对方一下子把交易层级和风险都抬高了。直接派人去西德？用现金或黄金？这远远超出了李云龙甚至赵刚最初的设想和风险承受能力。
“他娘的，这是要玩真的，还是个大坑？”李云龙拿着霍启明转来的信件副本，在办公室里踱步。设备是真的，机会也是真的，但风险高得吓人。派人出去，政治审查、身份掩护、资金安全、交易过程中的意外……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是灾难。
他再次请示赵刚。赵刚的回复经过反复权衡：“设备确实关键。但此渠道风险极高，不可作为主要依赖。可采取‘借船出海’策略。” 他指示：一、绝不从国内直接派人，可尝试通过霍家在欧洲的商业伙伴或可信的第三方（如奥地利那家公司本身，如果查证属实）代为查验，我方支付查验费用并获取详细报告。二、同时，通过香港其他正规贸易公司，同步寻找同类二手设备的其他来源，货比三家，分散风险。三、筹备资金，但要确保来源和转移路径绝对安全，且必须设备确认无误、运抵香港或某个安全第三方港口后方可支付大部分款项。
就在大连方面为这台德国印花机绞尽脑汁时，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设备来源出现了——波兰。
程佩珊在平壤与一位来参观展览的波兰轻工业部门官员建立了良好关系。闲谈中，对方抱怨波兰纺织厂正在淘汰一批五十年代初从西欧引进的旧设备，包括一些走锭细纱机和旧式剑杆织机，状态尚可，但能耗高、自动化程度低，波兰希望用它们换取一些急需的日用消费品，比如……高质量的服装和床上用品。他半开玩笑地对程佩珊说：“如果中国同志有兴趣，我们可以用这些‘老家伙’换你们的‘新衣服’，各取所需。”
说者或许无心，听者有意。程佩珊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比“安德烈”那条暗线更安全、更直接的设备获取渠道！波兰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这种易货贸易属于“兄弟国家间的经济互助”，政治风险小，且有正式渠道可循。她立刻将这个信息报回。
赵刚接到消息，精神大振。这正中下怀！用我们自己生产的轻工品，去换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淘汰的、但对我们而言仍属先进的二手设备，既符合“明桥”策略，又能实实在在提升基础工业能力。他立刻指示：由程佩珊牵线，通过正式外交和外贸渠道，与波兰方面接触，探讨以“服装、纺织品等轻工产品易货波兰二手纺织设备”的具体方案。大连试点要做好接收和消化这批设备的准备。同时，德国印花机的线索也不放弃，但要严格按照“借船出海”、多重验证的方案谨慎推进。
设备引进还在博弈中，大连试点内部的“海鸥计划”却捷报频传。
在成功仿制“海鸥一号”扣夹后，“技术革新小组”在谭师傅带领下，将目标瞄准了更复杂的高速平缝机核心零件——旋梭和挑线杆组件。他们没有精密机床，就用土办法：手工研磨、靠模加工、自制简易检测台。从沈阳一家研究所请来的退休工程师，带来了基础的金属热处理知识。经过近百次失败，他们最终用优质合金钢锻造、经过特殊热处理的“海鸥二号”旋梭，在测试中达到了进口原装件八成五的寿命和稳定性！虽然产量极低，成本甚至高于进口，但其象征意义和积累的技术经验无法估量。
更让人惊喜的是，在消化那台台湾钉扣机技术时，一位年轻技术员提出一个大胆想法：既然我们能仿制扣夹，能不能把它的自动送扣原理，用到其他工序上？比如，自动送裤钩？小组立刻试验，利用废旧零件和简易气动装置（从工厂报废设备上拆的），竟然捣鼓出一台土得掉渣但确实能用的“半自动裤钩钉扣机”，效率比手工提高了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