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强调，这是商业合作中建立深度互信、评估长期供货稳定性的‘常规步骤’。”霍启明在电报中分析，“但毫无疑问，其真实目的远超质量控制。他们想亲眼看看我们的工业底子，评估我们的技术吸收能力和真实需求水平，甚至可能窥探其他关联产业。风险极大。”
李云龙接到赵刚转来的电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像一头焦躁的困兽。“他娘的！想看老子的家底？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是不是特务还两说！”
赵刚的指示紧随而至：“此要求极为敏感，但断然拒绝可能使之前一切努力前功尽弃，并坐实对方对我方技术落后的猜测。原则：可同意有限度的、严格受控的考察。考察范围限定于大连第一轻工业品出口加工总厂的服装、罐头生产车间，以及相关的质检部门。船舶、机械、化工等重工业领域一律严禁接触。考察过程由我方人员全程陪同，对话内容需经我方翻译，并提前划定禁谈话题。可考虑在考察中，适当展示我方在‘消化吸收’方面的努力（如对引进缝纫机头的使用改进），以增强对方对我方执行能力的信心。”
李云龙骂骂咧咧，但知道这是眼下唯一的选择。“行！看就看！老子把最好的车间收拾出来，让他们看看咱们工人是怎么干活的！想套别的，门都没有！”他立刻召集老周和保卫部门，开始制定严密的接待与监控方案，准备打一场“展示与保密”并行的特殊战斗。
与此同时，大连造船厂那边，一个久攻不克的技术难题，在“探索者号”后续船只的建造中凸显出来——船体焊接质量。
随着船舶吨位和结构复杂性的初步提升，对焊接技术的要求也水涨船高。现有的焊工大多靠经验，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规范的工艺文件。船体一些关键部位（如龙骨与肋板的连接处、艏柱等）的焊缝，在超声波探伤（仅有的一台简易设备）检测下，合格率不稳定，存在气孔、夹渣、未焊透等缺陷。哈工大于学舟团队虽然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将理论转化为稳定可靠的现场工艺，需要大量的实践和数据积累。
“焊接是造船的‘缝纫活’，这活干不好，船就是‘纸糊的’！”船厂的老厂长急得嘴角起泡。他们已经组织了几次技术攻关，但收效甚微。焊条质量、焊前清理、焊接参数（电流、电压、速度）、焊工技能……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李云龙听到汇报，把抽了一半的烟狠狠掐灭：“不就是把铁‘粘’牢实吗？找能人！把全市，不，全省能焊的高手都给我请来！开现场会！摆擂台！谁焊得好，老子重奖！再把哈工大的教授请来，跟老师傅一起琢磨，定出个规矩来！焊一条试板，检验一条，数据记下来！我就不信，咱们连个焊条都玩不转！”
一场围绕焊接技术的“毫米战争”在大连造船厂再次打响。技术室彻夜灯火通明，老师傅和大学生们围着图纸和试板争论、试验；车间里，焊花闪烁，不同的参数组合被尝试、记录、比较。缓慢而痛苦地，一些初步的焊接工艺规范开始成形，关键岗位焊工的技能在强制性的培训和考核中一点点提升。但距离稳定攻克这个瓶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瓶颈，也隐隐制约着未来更大型、更复杂船舶的建造蓝图，包括对美设备引进中可能涉及的“船用柴油机”等技术消化。
八月下旬，一个由计委、外贸部、农林办公室联合派出的中央工作组抵达沈阳。工作组的到来，既是对东北局特别是赵刚主导的“以轻促重、以外补内”工作思路的重视和考察，也意味着更严格的审视和更高的期待。
组长是计委一位姓徐的副局长，作风严谨，不苟言笑。工作组听取了赵刚的全面汇报，审阅了大量文件和数据，并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轻工品出口的利润率和换汇成本究竟如何？与美方渠道接触的政治风险是否可控？北大荒开发投入巨大而收成未卜，是否值得？有限的资金和物资，在工业技术改造与农业基础建设之间如何平衡？
赵刚压力倍增。他明白，工作组的疑问代表了中央层面一部分务实派的担忧。他必须用更扎实的论据和更清晰的路线图来说服他们。
他拿出了“组合拳”：首先，展示了大连总厂不断优化的生产报表和出口结算单，用实实在在的美元数字和稳步下降的次品率，证明轻工业出口的经济效益和提升路径。其次，汇报了与美方接触的极端谨慎原则和多层防火墙设置，强调所有接触均以具体商业项目为牵引，并始终伴有对东欧等其他渠道的同步推进，以分散风险和争取主动。接着，他请工作组观看了从北大荒带回的作物样品和灾情照片，以及孟教授团队初步整理的土壤与气候数据，坦承农业开发的艰巨性和自然风险，但更着重阐述了其对国家粮食安全、工业原料保障乃至边疆巩固的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最关键的是，赵刚提交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 《关于请求将东北“水利与化肥”攻坚项目列入国家明年重点建设计划的建议》。这份建议书整合了丁伟的详细需求、李云龙提供的工农对接样品与“小化肥”试验数据、以及对外谈判中获得的设备技术信息片段。它不再仅仅是东北局的地方诉求，而是一份逻辑严密、数据支撑、内外联动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构想。
“徐组长，各位领导，”赵刚恳切地说，“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表面上是水灾、是虫害、是焊接不过关，但根子是基础不牢。农业的基础是水利和化肥，工业的基础是核心技术与关键设备。这两方面，靠我们自身短期内难以突破，必须借助外部力量，但引入外部力量，又需要我们有交换的资本和消化吸收的能力。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用轻工业出口积累资本、锻炼队伍、建立信誉，同时以农业的庞大潜在需求和现实困难，作为吸引和谈判的筹码。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我们请求国家支持的，不是简单的拨款，而是政策聚焦和资源倾斜，帮助我们打通这个循环中最关键的‘梗阻’——水利建设启动资金，以及化肥设备引进的‘敲门砖’。”
工作组成员们陷入了长时间的讨论和质询。赵刚的回答谨慎而务实，既不回避困难，也不夸大前景。
工作组在沈阳停留了一周，还突击视察了大连的出口车间和造船厂，甚至通过保密线路与远在密山的丁伟进行了简短通话。离开前，徐组长私下对赵刚说：“赵刚同志，你们的工作，思路是开阔的，实践是扎实的，困难也是真实而巨大的。报告和情况，我们会如实向中央反映。但你要有思想准备，国家处处都需要钱，需要物资，决策需要权衡。你们这条路的成败，不仅在于你们自己的奋斗，也在于时与势。”
赵刚听出了话中的分量。他知道，工作组的报告，将直接影响中央对东北模式的态度，以及后续资源的分配。他送走工作组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疲惫，但目光依然坚定。他铺开地图，再次审视着东北的河山。水利的蓝图、化肥厂的选址、船舶的航线、贸易的通道……这些线条在他脑海中交织、碰撞。他提起笔，开始起草给李云龙和丁伟的密电，传达工作组的指示精神，并部署下一阶段更具体、也更具考验的行动。
九月初，北大荒的天空暂时放晴，但空气中已弥漫着早秋的凉意。受灾的田野里，战士们在进行最后的抢救和晚熟作物的管理。对岸“礼物”带来的微妙波澜，被严格控制在极小范围内，孟教授和技术组在保密状态下，对那些书籍和种子开始了谨慎的研究。
大连，针对威廉·张“考察”请求的接待方案几经修改，终于定稿。李云龙下令全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卫生和安全大检查，同时加强了保卫保密教育。焊接攻关小组取得了一点进展，初步选定了几种焊接参数组合，正在扩大试验。但那套可能到来的小型肥料生产线技术资料，依然悬而未决。
沈阳，赵刚在等待中央回音的同时，指示计划部门开始着手进行“水利与化肥”项目的预可行性研究，哪怕只是最初步的框架和数据测算。同时，他通过保密渠道，给霍启明发去新的指示：在接待“技术顾问”考察期间，可在“不经意间”透露，中方对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有“系统性规划”，并正为此寻求“综合性解决方案”，以继续铺垫对大型化肥设备的潜在兴趣。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对于这三条战线上的开拓者而言，这个秋天充满变数，更像是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宁静。自然界的风雨已经考验了他们，而来自技术、外交、资源分配乃至更高层面战略抉择的“风雨”，似乎正在天际聚集，酝酿着更大的冲击。
丁伟在视察水毁田地时，捡起一穗被泥水泡过、籽粒干瘪的麦穗，紧紧握在手中。李云龙在船厂看着焊花闪烁，眉头紧锁，思考着如何应对那双即将到来的、审视的“眼睛”。赵刚在办公室的灯光下，反复修改着给中央的补充说明材料，试图将黑土地上的渴求、车间里的难题、谈判桌前的博弈，编织成一张更有说服力的网。
他们都知道，下一步的抉择与行动，将决定这条充满荆棘的新路，是能夯实基础、拓宽前行，还是可能遭遇更大的挫折与转向。遥远的太平洋彼岸，资本与政治的利益计算也在悄然进行。而在北京，关于国家建设重点与资源投向的讨论，正进入深水区。